黄沂海
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瞿秋白遭叛徒出卖,千钧一发朝不保夕,是他,腾出自家寓所掩护革命家度过危难时刻;国民党残酷杀害“左联”五壮士,党组织决定突击出版《前哨·纪念死难者专号》,没有一家印刷厂敢于承印,是他,毅然组织工友秘密排版印刷;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红军集体记述的回忆录《二万五千里》等手稿辗转送到申城,还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妥善保存革命史料,终使珍贵文献重见天日……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做出这些英勇壮举的人士,竟是一位捧着钱庄“银饭碗”的富家公子,后来被“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赞誉为“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红色小开”的谢旦如。
谢家世代经商,坐拥福源、福德、福康三家钱庄“连锁店”。谢旦如13岁那年,父亲撒手人寰,子承父业,家境殷实的“富二代”却从最基层做起,进入福源钱庄当学徒。工余,他与钱庄里的几位“文艺青年”志同道合,联手创办图书馆,推荐宣扬“五四运动”的进步书籍。偶然机缘,谢旦如结识了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青年》主编恽代英,深受其激励与影响。1924年末,他加入由冯雪峰、潘谟华、汪静之等发起的“湖畔诗社”,从此与共产党人结成莫逆之交。
毕竟是钱庄出道,谢旦如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到位。为掩护党组织的活动,他在武进路开起了“公道书店”,并在隔壁设有一家食品店,两店之间有一扇隐蔽小门,一旦遇有紧急情况,在书店联络的同志就可转移到食品店,化身顾客迅速撤离。他又在书店二楼购置了印刷机和订书机,替中共地下党印刷宣传资料。
1935年初,革命志士方志敏在福建被捕,于狱中奋笔挥写10多万字的文稿,先后托人将《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清贫》等手稿带到上海,由宋庆龄转交给冯雪峰。冯雪峰思忖再三,觉得还是托付谢旦如保管比较靠谱。后来陆续送交到谢旦如手中的文稿,还有胡也频烈士的《秋》《故乡》,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红军将士撰述的宣传长征北上抗日重要意义的《二万五千里》等,他都视同生命,统统珍藏在一只小皮箱里。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军对闸北、南市等华界狂轰滥炸,谢旦如的紫霞路老宅顷刻间化作一片废墟,他从炮火中抢救出这只满载革命先辈闪光思想的小皮箱,抱着它东躲西藏,浪迹江湖。为使重要文献免遭不测,他费尽周折,耗尽积蓄,冒险将其中的部分作品编印出版。红色小册子不仅穿越法租界传遍申城,还流传到大后方的重庆与延安。
黎明前的上海滩危如累卵,局势骤紧,谢旦如再次担忧起小皮箱里手稿的命运,反复琢磨,将它们转移到夫人钱云锦的娘家。一次碰到警方搜查,钱云锦急中生智,把珍贵文稿缝进老母亲的寿衣里,总算躲过一劫。上海解放后,谢旦如如释重负,他把纷乱扰攘中辛苦保存下来的革命史料,如数捐献给了国家。
其实,非常岁月里,为党组织殚精竭虑的金融家后代不胜枚举:出身青田乡绅世家、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章乃器,为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而辞掉“金饭碗”;孙氏“家族银行”中孚银行的继承人孙曜东,出生入死,长期为地下党充当“线人”输送情报;名门闺秀黄慕兰,以银行家身份为掩护活跃于隐秘战线,营救进步人士,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为信仰,为承诺,为情义,他们千金散尽,挺身而出,事迹可歌可泣。
明日请看《“银联”“保联”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