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育初心的“秘密摇篮”

百余年前，陈独秀在老渔阳里编辑《新青年》，很多青年人看了杂志上文章后慕名而来，在此热烈讨论 非遗面塑第三代传承人 张书嘉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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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渔阳里，南昌路100弄，当下最热门的上海弄堂之一，参观者络绎不绝。住在这里的居民生活如常，他们知道，这条小弄堂如今的不平凡，都源自于一位百年前居住于此的“邻居”。

从弄口走进去，左右两边建筑风格完全不同。左侧是新式花园洋房，而右侧的两层砖木结构老式石库门建筑，则正是建于1912年的老渔阳里。老渔阳里的建筑也有其别致之处，二楼转角有少见的弧形墙体，朝南安装有木质百叶窗。

1920年春天，陈独秀来到上海，住进老渔阳里2号。他住在二楼，楼下便成了《新青年》编辑部。很多青年人看了《新青年》杂志上文章后慕名而来，在此热烈讨论。这个普通的弄堂不仅成了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还吸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年探索中国革命道路。

其实，老渔阳里2号承担着更重要的历史使命。1920年5月，毛泽东来到上海，在此与陈独秀见面，探讨马克思主义。8月，这里组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由此展开一系列革命工作。当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这里就成了会议期间的秘书处。“有租界密探闯入会场后，当晚，大家聚集到这里商讨后续的方案，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提出转移到嘉兴南湖开会的建议。”上海社会科学院学者张晓栋说，中共一大之后，这里成为中共中央局办公地。

在老渔阳里建成两年之后，法租界扩张到这里。陈独秀有过两次危险遭遇，分别于1921年10月和1922年8月被法租界巡捕房拘捕。虽然最终都被成功救出，但两次遇险说明这里已经被租界当局严密监视，非常危险。

于是，党中央机关和陈独秀离开了老渔阳里2号。不仅如此，这两件事使中国共产党对法租界的安全性产生了怀疑。此后，党的重要机关在选址时很少再选择当时的法租界了。

本报记者 李若楠 陈炅玮刘慧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