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古之餐

宁白

绿皮火车进入林区的最后一站，叫盘古。这儿离我国“北极”漠河，仅一百多公里。高山密林，冰封雪冻。夜晚，几十个十七八岁的江南孩子，踩在站台吱嘎作响的积雪上，一见到这个站名，荒蛮的恐惧从山间飘散而来。

铁道兵用卡车把我们拉到几座帐篷前。月光下的雪地凛冽地铺向黝黑的树林，总觉得林子里有绿晶晶的亮点。两堆篝火正旺，几个脸盆里热乎乎的面疙瘩汤，飘着猪肉和蘑菇的香味。三四个战士满脸堆笑，把面疙瘩汤一碗一碗送到我们手里。50年前的大兴安岭，白面稀贵。山林雪地里，在篝火上做出这一盆盆面疙瘩汤，是兵哥哥一片暖暖的心意。可是，一肚子大米饭余香的我们，捧着这高寒极地里的绝好面食，人人开始想家。

第二天早晨，太阳升到树梢之上，从帐篷里钻出来一张张迷迷瞪瞪的脸，看到帐篷边的雪地上，都是面疙瘩汤的残羹。

林场组建不久，采伐、锯木、挖树根、辟建贮木场。出着大力，酣睡无梦，恐惧退隐在了森林里。

一日三餐，高粱米饭、大楂子粥、玉米窝头轮着。食堂的厨师，天天在大黑锅里搅动着土豆丝、土豆块、煮白菜、白菜汤、土豆炖茄子，没肉，少油，放点红辣椒末子。

我们不在乎食堂小黑板上的食谱，开饭前去瞄一眼，不见新花样，便回宿舍点上煤油炉自己开伙。从帐篷外走过，女宿舍飘出的饭菜之香浓郁而丰富：大米饭、蒸香肠、鱼干蒸咸肉、几片酱肉炒一盘大白菜。要好的老乡，把各自烧的菜放在一起，共餐。我的一个温州同室，大大咧咧去女朋友的帐篷蹭饭，回来满嘴油腻鱼腥。我煮着筒儿面，放入白菜和咸肉，与邻床小陆一人一碗，他从自己的杂物箱里掏出了两个松花蛋。

一边吃着，一边有家里邮包隔三差五寄着，有铁路慢件托运着。在帐篷里大通铺的“餐桌”上，一天又一天，与父母黏合在一起。到了节假日，食堂供应大米饭或馒头，各自拿出最大的碗盆，能买多少装多少。好几个女知青，一顿吃一斤大米饭、5个二两一个的馒头。

人人都扛不住日子的磨砺，你的胃总要渐渐成为窝头、土豆的磨房。青春正蓬勃，不好意思再让父母千里之外养着。与邮路、铁路慢慢疏远了。于是，与食堂亲近起来。

更想与司务长亲近。开饭时，司务长亲自在窗口打菜。这个瘦削、大鼻、厚嘴唇的山里男人，三十出头，单身。他手中的勺子，灵敏着对谁近，拒谁远。哪个女知青笑着脸，勺子便满得隆起。男知青与他嬉皮笑脸，私下递烟。“木讷”的男女，便永远被“公事公办”。后来，传出，他要在女知青中找个相好，成家。一时，让男知青不服：凭什么？

此言并非空穴来风。司务长的权力，不仅是手中勺子，食堂的仓库里，堆着大米、白面、食油；挂着猪、羊、牛肉；地窖里，黑木耳、干蘑菇、金针菜让人惦记。这些年节时才让我们亮眼的食物，司务长却是可以随时请它们上灶的。这样的诱惑，常让我们涌动各种非分之想。

不久，这位圆脸、微胖的同伴，成了司务长的妻子。

曾带头打群架让火车倒开回盘古车站的“黑炭”，恶狠狠地对我说，找机会，教训一下司务长，他那把勺子太不老实。

婚后的木刻楞小屋，不时可以闻到韭菜猪肉馅水饺的飘香。路过的我们，在高粱玉米土豆白菜的养育下，熬着。

那年春夏之交，林区又传火警。全体男人出动灭火。中午，前面传来，我们会在不远的一个军营吃饭。雀跃叫喊，回荡山谷。

每张圆桌上放了四个脸盆，每个菜都有大半盆子。大白菜炒肉片、小鸡饨蘑菇、冻豆腐、酸菜煮粉条，茄子、土豆与圆椒同烩。大米与高粱同煮的“二米饭”，每人至少添了两次。闷声吃，吃完，“黑炭”对着一战士嚷嚷：你们要不要人，我要参军！

我离开盘古时，司务长的妻子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夏天，见她一个人向着新盖的红砖食堂走去，薄薄的短衫，胸前一晃一晃，已如一个闲走街市的东北村妇。40年后，我重返盘古，听说司务长已经去世，这个女知青成了盘古唯一留存的江南女人，一个苍莽、静寂的山林里有着绵软口音的老太太。

在穷困的大山深处生存，男与女，会围着胃，缠绕出炫目的情感。祈愿她今后的日子，在林子里，安宁。

疙瘩汤、大盆菜，是饥寒中的温暖。进入盘古这片原始浩瀚的密林后，我吃了几千顿高粱、窝头、白菜、土豆、大碴子、小米粥。现在想起，清冷的食堂里，大锅粗碗浮升的热气，仍会从遥远的山林里飘来。孕育出司务长与女知青爱情的这些寻常日子，这寻常日子里的吃食，让我们从里到外都变得粗糙，还有了几许貌似洞悉的眼神和不羁的举止。

人臣服于食，自觉而无奈。不经意间，一回头，匆忙的行迹里，年少的模样，找不回来了。

当初脚踏站台时，乱想：神话中的人物盘古，是在这密林雪地里，吃着野果树叶延续生命、开天辟地？月光星空，我向着森林静穆的远处望去，不知道想看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