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路忆往

江曾培

绍兴路是上海中心区的一条小马路，全长不到500米，历史却近百年。两旁建筑是花园洋房、连体别墅和新式里弄，新中国成立前属高档居住区，环境幽静雅致。1949年后，一批出版机构陆续落户此路，让这条身处闹市但无商业喧嚣的小马路更平添了书香文气，逐渐形成为一条“出版文化街”。

我于1972年秋从五七干校调入出版系统，就到绍兴路上班，直到2006年夏退休，与绍兴路厮守了34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步伐的前行，新时期文艺日益繁荣，我所在的上海出版社频频接待全国各地的作者，他们走到文雅幽静的绍兴路，进入位于74号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办公楼，莫不称赞路的幽静，楼的靓丽。有一次王蒙来，特意在全楼上下跑了一遍，还进了三楼文学编辑室与编辑交谈，说他要知道他的稿件在这漂亮的小楼里是怎样编出来的。

二楼中间的一个房间面积最大，我们把它作为会议室与会客室。八十年代末，在市委宣传部领导下，为了更好地吸纳全国最优秀的长中篇小说到上海这个“码头”上亮相，充分发挥传播交流的作用，设立了“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作为上海三大文艺奖之一，其评委会就是在这一会议室成立的。主任徐中玉要求评委必须认真阅读参赛作品，不能打“印象分”。为接受读者检验，全体评委决定，在《小说界》上公布对获奖作品的讨论记录。由此，这一奖项的评选被业界赞为“认真、民主、公开、公正”。

在这间会议室里，有更多的作家、评论家参与了作品研讨会。1984年夏，《小说界》接到内蒙古作家冯苓植中篇小说《虬龙爪》，我阅后觉得它特色鲜明，寓意深刻，当即决定以头条位置刊发，并以编者的名义，写了推荐的话。作品刊出后，我们召开了一次研讨会，钱谷融、王安忆、吴亮、程德培、郦国义等一致给予很高的评价。刚好路过上海的冯苓植第一次走进这间会议室，高兴地表示上海绍兴路是他的福地。

作为会客室，我们在这里接待了众多海内外作家。九十年代，席慕蓉特地将她的自选集交给我们出版。席慕蓉文字轻盈清丽，名字使人想起“珠帘掩映芙蓉面”的诗句，我想象她该属于纤柔型女性，然而，会客室里一见，发现她长得和我想象的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有点轩昂。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让我觉得对“文如其人”这句话要具体分析，不可全信。接触熟了以后，在一次宴请她的饭桌上，我讲了自己的这一感觉，并说准备写进文章。她笑了，说文章发表后要寄给她看看。

新时期初期，常有外地作家到我们出版社谈稿、改稿乃至写稿，但那时他们阮囊羞涩，住不起宾馆，这让我们感到接待作者光有会客厅不够，还必须给他们用以安身的“后厢房”。于是，我们在紧邻绍兴路的建国西路384弄买了一小块空地，以家居石库门的式样建造了一座三层小楼，也用家居的方式进行管理。

作家们在这里感到的是自在、随意、亲切、温馨，加之同住的都是同气相求的文人，旧雨新识，把茶论文，也是人生一乐。于是，这座不起眼的名为“创作室”的小楼，就作为“家”被作家们所喜爱了。二十年间，有四五十位老中青作家在这里留下他们的印记，此后并一直怀念这个“家”，写下了一些缅怀文字。叶文玲称其为“温馨的驿站”，鲁彦周说它是“一座难忘的小楼”，曹玉模赞其“给人以家庭式的温暖”，舒婷的文章则以《有那么一个亲切温暖的去处》为题。1997年我们将这些文章结集为《小楼纪事》一书，生动地显示了作者和编者间的一段美好情怀，并折射着一段勃兴的文学光阴。

我们在极力善待作者的同时，也努力为读者着想。八十年代图书发行渠道单一，形成“买书难，卖书难”的矛盾局面。为了开拓发行渠道，我社于1986年6月就在绍兴路创办了“读者俱乐部”与书吧，直接向读者供应图书。同时，不时开展一些读者读书活动。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是1995年秋在绍兴路上举行的“读者活动日”，有作家赵丽宏、陆天明、薛海洋、须兰，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主持人曹可凡，以及宝岛台湾艺人凌峰等，就他们的新著进行签售。学者王元化的《思辨随笔》获国家图书奖，他也应邀前来与读者对话交流。

不少读者想了解出版工作的“内幕”，我社编辑分别一一进行介绍，并请他们参观了74号的编辑室与7号的出版科和读者俱乐部。在书吧里，读者饮茶、品咖啡，买折扣书，高兴无比。那天，众多读者参加活动，绍兴路特有的宁静被打破，熙来攘往，热闹非凡。为保证秩序和安全，我们特请了公安民警来维持秩序，这恐怕成了这条宁静小马路的破天荒。

绍兴路上的出版机构，除了人们经常提到的几家，上海三联书店、百家出版社、上海音像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及人民警察杂志社，都落脚过这里。《人民警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公安杂志，具有很好的影响力，他们当时是我们门对门的近邻，我称其为“十步芳草”。绍兴路的浓浓书香，正是由众多的“芳草”聚集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