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

孙大明

舅舅大我二十几岁，是家里长辈中的“小字辈”。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由上海店员工会推荐去东北读大学，毕业后留校任职。光阴荏苒，一直未再有机会调回上海。

记得舅舅总是寒假回上海探亲。接到来信，哥哥和我就会数着日子趴在家北窗台，望着公房门前那条通往公交站的小路，期盼着舅舅高大清癯的身影突然出现在这条路上。舅舅会沿途带回来许多美食，大连苹果酱、常州麻饼、无锡肉骨头、苏州豆腐干……舅舅更给我们小兄妹俩带来生机勃勃的外部世界的讯息。他给我们讲去农村再教育，教老乡唱歌；下连队生活，拉练打靶；去野外摄影创作，编校刊套色排印种种趣闻。舅舅教会我们唱《革命歌曲100首》中的新歌《南泥湾》《金瓶似的小山》，他还会给我的儿童涂鸦画配诗，在我画本上用毛笔信手画上齐白石的虾。舅舅是我们心目中最有情趣的人。哥哥和我都曾以“我的舅舅”为题写过作文，得到老师长长的眉批。

在通讯不发达的年代，平时舅舅与家里的联系就是写信。舅舅的信是我们竞相争读的又一道五光十色风景。他不回避六十年代困难、七十年代动荡、八十年代变迁……但他传递给我们的更多的是乐观向上的积极人生态度。他的信常常很长很厚，七八页、十几页是常有的事。以至于楼下邻居一见到我们家的厚信封就扯开嗓子叫：“大明——，你家舅舅的信——”（当时楼上楼下共用一个信箱）。有时信封上标注“内有照片，请勿折叠！”我们小心翼翼拆开信封，总是有惊喜！有时是构图讲究、专题剪裁扩放过的大头照片，有时甚至有用棉花包裹着的一枚靶场子弹壳、两枚斑纹美丽小巧的海滩贝壳！舅舅还常常给我们买书寄书。《红岩》《军队的女儿》《平原枪声》《水下阳光》《绿色的回忆》等多部厚厚的作家出版社、青年出版社的长篇小说，扉页上舅舅用漂亮的行草书写着“共读共勉”。舅舅自己订阅多年的《收获》合订本、《电影剧本》合订本、《摄影》杂志等，也成了我们“书荒”年代的好读物。

舅舅是我们生活中的“大字典”。我们一天天长大，学习、生活、工作中的小焦虑也都习惯写信问舅舅。比如七十年代小升初，那时取消升学考都是按居住地段划分中学，要是万一被划分到附近一所民办中学怎么办呢？哥哥就写信问过舅舅。我们兄妹俩入团入党，“直系亲属”这一栏怎么填呢；到了婚恋年龄，选择伴侣是年长些好还是年少些好呢；恢复高考后，我们报考哪类高校，考文科好还是理工科好……这些问题，或许不是什么大问题，在父母面前有些还羞于启齿，写信问舅舅却直截了当。因为舅舅总是第一时间回复，也从不讲生硬的大道理。记得舅舅曾这样讲读书的好处：“看一场戏只能一晚上，读一本书能好几晚上呢，一本好书能陪伴我们的时间更长”。舅舅常常悉心体察我们成长的烦恼和需求，至今记得18岁在内蒙古边陲战天斗地睡凉炕的哥哥收到舅舅寄来的狗皮褥子、1977年在工厂做小青工的我收到舅舅寄的《高考复习大纲》难抑的激动心情！

舅舅是我们人生的大书，有彩页的大书。他不只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少年时代的我们的心性气质，他生活到老笔耕到老所给予我们的影响更是终身的。舅舅作为高校教授，年逾耄耋，在动笔完成《新闻摄影学》《辽宁名胜古迹》《摄影编辑》等高校教学专著的同时，还写出了40多万字的自传体作品《留下的回忆》，被上海图书馆阅览典藏部收藏。舅舅用亦师亦友的情陪伴我们成长，更用他自己学高身正的行，启示我们如何打好底子，精神的底子、知识的底子、光明达观的底子，只要精神昂扬，必定能收获人生蓬勃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