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行
今年是贺友直先生诞辰100周年。记得2014年评选第6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我作为该届上海文学艺术奖评委与来自北京的评委、现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聊起了美术界的评奖情况。范迪安特地介绍了国家级美术最高奖“中国美术奖”,并说,上海的贺友直先生在首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的评选中实至名归,票数最高,全票通过,非常难得。这是对贺友直先生“道德文章”的最好褒扬。末了,范迪安先生还意味深长地说,贺友直先生是一位有大智慧的艺术家。贺友直先生去世这几年,范迪安先生的这句评语始终萦绕在我的脑际。
贺友直先生虽以连环画名世,但他早年的不少同道如程十发、刘旦宅、韩敏等后来都以国画称誉画坛。改革开放后,国画无论是创作还是市场,风头越来越劲,而连环画相对开始式微。这对贺友直先生是否有所触动呢?他似乎从未公开发表过看法。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识贺友直先生,在江西路一个新开的老上海风情小饭馆餐聚时,他不经意地告诉我,他现在也常画些国画。我说,这倒少见,如果有机会,请贺老一定让我们开开眼。贺友直先生露出他那招牌式微笑并摆摆手说,“还画得不好,画得满意一定送你一张做纪念。”看得出,贺友直先生对画国画还是很上心的,是想有所探索和突破的。没过多久,贺友直先生特意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最近画了一些国画,但都画得不称心,送不出手,只能以后有机会再说了。”过了若干年,我终于有机会看到贺友直先生几张大尺寸国画,虽然在人物造型、绘画技巧上不输于任何一位优秀的当代国画家,但似乎缺了他在连环画方寸之间“从心所欲”、纵横捭阖的潇洒和别开生面、难以言说的韵味,略显拘谨。眼高于顶、对艺术近乎苛刻的贺友直先生想来也是心知肚明。贺友直先生的睿智就在于他在艺术创作上明得失懂进退,对自己的长短有清晰的了解和把握,不追随时风,善于以一时的“失”换来长久的“得”,将自己的艺术优势发挥到极致。因此,穷其一生,他始终将主要精力放在连环画创作上,成为中国当代连环画艺术的一代巨匠。当然,他不专门画国画,并不等于远离水墨,贺友直先生其实对中国画的优秀传统是有着深刻的体认的。虽然他的出神入化的线描技术备受推崇,被誉为线描大师,他的一些纯以白描而为的连环画代表作可谓家喻户晓,广受欢迎,我也很喜欢;但我个人似乎更青睐贺友直先生的水墨连环画,比如《白光》。这样的作品在贺友直先生的连环画作品谱系中并非主流,也不多见,但在我心里,那确乎是当代连环画艺术中难得的神品——充满画外之意、“弦外之音”,余味袅袅,观后令人遐想不已。贺友直先生将通俗的连环画艺术与中国水墨优秀传统融为一体,将连环画推上了更高的艺术境界,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我所认识并十分钦佩的大作家汪曾祺先生,上世纪70年代末重返文坛后日渐走红,于是有人建议他写些长篇,说这样在文坛可以更有分量,他笑而不答。也许他还是一个文学青年时就早已品尝过长篇创作的甘苦了;也许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创作上的长短,压根儿就没有想去赶时髦写长篇,几十年来只是安安静静地构筑他那独特卓绝的中短篇小说文学世界,为中国当代文学留下了足以传世的经典。
文学艺术作品无所谓长短大小,也不论品种样式,只有一个评判标准:好还是不好。“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从这个角度而言,贺友直、汪曾祺先生都是当代文学艺术领域难得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