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东
出了弄堂就是天马茶馆。
我去茶馆不是喝茶,而是打开水。进门有只圆滚滚的贮水桶,只要顶端的玻璃管咕嘟咕嘟泛起水泡冒出热气,水就开了。这个烧着通红煤块的水箱叫老虎灶。那时的茶馆属国营商店,售茶也售水,付一分钱或“壹分”的筹子就可灌一热水瓶开水。由于离家近方便,我就经常去,也渐渐与茶客混熟了,也常被他们的茶话所吸引。
店堂的三张八仙桌几乎趟趟满座。茶客多是上年纪的人,七八个一桌,每桌摆上两三把紫黑光亮的茶壶,几只小茶盅也红润锃亮。我纠结的是小小一盅茶居然分几次才喝净,有的只是抿一抿,似乎茶里有神奇的味道才舍不得一饮而尽;有的眼看在嘴边了却慢慢放下,先得把话说了。
他们的话题如同他们的相貌,朴素而随意。有老调重弹的生活琐事,也有新鲜趣闻。即使吹牛我也要逗留一会听个结果。比如胡子拉碴嗓门洪亮的阿陆说有回下河摸蟹,感觉摸到了大黄鳝,拎出水来却是条鲜红的赤练蛇。他一本正经地说蛇没咬他,只是死死缠着手腕,他风轮般地挥动手臂,把蛇甩了个八丈远。看着他的认真,大家笑他,有的说那蛇牙掉了,也有说阿陆皮厚没咬透。于是大家一阵开心。不过说起女知青在船上挑稻一脚踩空掉入河里,他奔去救人,或是在天马山里抓住逃犯扭送派出所的事,大家无不佩服。
老王喜欢不停地摩挲自己的小茶壶,喝茶时小指勾壶把,拇指托底,食指中指按壶盖慢慢提
起,口对壶嘴头一歪,“滋溜”一声。他洒脱大方,经常掏出瓜子往桌上一撒。发烟时也不忘邻桌的人。有次拿出一包“飞马牌”香烟乐呵呵地说是好烟,结果一圈下来自己没了,只好掏出“劳动牌”。他说抗日时给新四军送情报,捉了三只鸭子,捏死一只把情报塞入鸭肚里与活鸭摆在一起去“卖鸭”。过关时日本鬼子扣了活鸭,留下死鸭情报就送出了。他还说日本投降两年后有天半夜枪声四起,全村人都跑,自己也跟着一群人跑,结果跟的是国民党军就被强制当了兵。打过一次仗,他枪口抬高故意避开解放军,后来趁乱逃回了浙南老家。就凭送情报的功劳,乡干部叫他当村干部,可他说技不压人,做木匠好。说完吸口烟“滋溜”一口茶,满脸惬意。
他们中唯一戴眼镜的“杜佬”看似斯文,喝茶却粗犷。每次三分钱一小红包茶放入瓷碗直接到灶上冲上开水。一说话下巴上的褐色疤痕像蚯蚓在蠕动,尽兴时仰头大笑。他的说笑也让我长了见识。比如甲鱼咬手不放,只要用一细物戳其鼻孔立马松口。又如钓鱼要看风向和时辰,鱼种不同鱼钩鱼饵也不同。油锅起火盖锅盖等生活常识都是他说的。
其实不打开水我也会光顾茶馆,因为茶馆有趣。无论是他们偶尔的争执,闲聊的柴米油盐,还是亚非拉人民反帝形势,都充盈着最平常自在而富有哲理的生活气息。尤为珍贵的是他们从无悲哀忧愁和埋怨牢骚,那种豁达满足和纯粹,犹如清澈透亮的茶水,令我通透舒坦,也让我积攒了许多美好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