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王朔新书《起初·纪年》近日问世。这是他时隔十四余年之后再出新书。字数由“原计划四十万字变成小一百四十万”。《起初》有四卷,先行出版的《纪年》为最后一卷。
一篇公众号推文,描述了王朔新书出版前后的盛况:媒体关注,读者抢购,紧急加印,有书评人也给出了高度评价。“超级畅销书”的气息扑面而来。但这一切,都比不上印刷在图书腰封上王朔自己的一段话,更有宣传作用。那段话写得云淡风轻,却很容易让人想起很早之前他说过的一句话,“要写一部大小说,最损写出一《飘》,一不留神就是一《红楼梦》”。
这句话,王朔的读者没有忘,每每谈论王朔,很容易会想起它,时间久了,它竟然变成了一种期待、一个承诺。2022年,王朔兑现了他的承诺,但同时也表示,这本书写完之后,他要“到异国他乡看风景”“开车长途旅行去看望朋友”“吃一点没吃过的东西”“每天躺着晒太阳”。这是作家在完成一部作品后,对自己的奖赏,也意味着他似乎想要撇清与作品的关系,从今往后“你是你,我是我”了。
王朔新书目前卖得很火。他的目标读者群,已经过了冲动消费的年纪,但还是愿意为这件出版界的大事激动一回。这样的消费行为,和年轻人追星轨迹颇为相似。这样的景象,一样会出现在与王朔差不多量级的任何一位作家身上。读者总是会对影响过他们的作家心怀眷恋,借由购买新书,得以制造一次集体回头观望过去的机会,并感慨由文学与青春构成的岁月,如今变成了什么样的颜色。
作家总是在意读者是不是能够真正走进作品当中,会不会读懂他们的心血之作,比起销量,他们更重视知音。但《起初·纪年》很有可能遇到的一个麻烦是,可以完整读完它并深切为之共鸣的读者,所占比例不会太高;观望的、潜在的读者,需要更长一点时间,才能读到有关这本书的长篇书评。这不是王朔本人以及他写作选材的原因,更主要是当下的阅读习惯与气氛,已经无法与《起初·纪年》这样的作品产生美好的衔接。
智慧如王朔者,自然会洞察这样的一个状况,但他无可选择。写作《起初·纪年》,用“野心”来形容并不合适,王朔的成就,早已没法用“成名成家”来形容,自然“野心”这样的字眼,是对他的一种轻看。如果非得要寻找一个写作动机,那么“厌烦”这个关键词或能概括王朔这二三十年来的精神状况:他厌烦别人对他不着四六的评价,干脆自己动笔写了篇批判自己的《我看王朔》;他厌烦圈内(文化圈与娱乐圈)的一些不良习气,面对镜头的犀利与真实,让一些观众大呼过瘾;他想顺着《看上去很美》写自己的人生经历,但这本书出版后就不愿继续下去;他的个别书,尚未写完整,达到满意,就在书商催促下出版……
所以王朔需要一本书,来作一个交代,对自己,对读者,对过去那些年。陈忠实曾有名言:如果写不出一部死后可以在棺材里做枕头的书,这辈子就白活了。这句话即便陈忠实没说,也是许多作家的宿命,王朔也不能例外。王朔也曾说过,“活下去,活在自我虚构和自我陶醉中,这大概是一个写作者的宿命,明白也没用。”从《起初·纪年》的题材、结构、语言等呈现出来的信息看,王朔花费如此漫长时间写就的著作,无非是想挣脱宿命的影响,想得到真正写作层面的自由,如同他在腰封上所说的,“这个结构特别合适,我把它投射到古代和远古之后反倒自由了”,“反倒”这个词用得好,它映射了王朔的困境。
一名作家,有没有可能,在沉寂十几年之后,突然捧出一本传世巨作、未来名著?对于专业的写作者而言,他们会更相信另外一种办法,即拥有计划与节奏,不停歇地写作,保持良好的惯性与循序渐进的进步。但这需要作家对自己的写作生涯有强大的掌控能力,同时拥有恒定的心境。只是,用这个标准来要求王朔,是不合适的。他当年冲进文坛,扮演的是“破坏者”的角色,之后根据他作品改编影视剧的大获成功,推动他成为“流行文化偶像”。一段时间内,他又是“媒体英雄”,王朔的权力影响,是广泛且分散的,他时而会通过公开露面的方式来测试自己的影响,但归根结底,隐居避世,投身于文字,才是他最理想的生存方式。
文坛需要王朔。多年来,王朔也一直承担着被需要的角色,但他言论中时常出现混杂了批判与自省、攻击与反思的意识,意味着他始终没有找到安身立命的位置。他的精神世界需要一个沉稳的靠山,或者说一个能帮他抵抗风浪的港湾。早年那些影响了无数人的言情小说,对他而言,并未起到这样的作用。现在有了《起初·纪年》,以及待出的其他卷,王朔这次会举重若轻,真的如他所言,一身轻松地旅行、访友、享受美景与美食吗?
作家书写作品,亦会被自己的作品改造。如果王朔不再在意新书的销量、口碑,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那或表明,通过写作这个大部头,他最终得到了自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