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同学少年

李茂新

1952年二十军文工团演出集体照（一排左一:李茂新；一排右二:来纫秋；二排右二:肖友砚）

2010年“比乐五同学”合影（左起：肖友砚、来纫秋、李茂新、王兴仁、吴敏莉）

肖友砚

抗美援朝时，战士们修筑工事，文艺兵发挥战地鼓动作用

来纫秋

◆李 菁

今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72周年纪念日。七十多年前，五位比乐中学风华正茂的爱国学生一起参军，一起加入文工团，一起抗美援朝，并一起安全回国……从老同学到老战友，建立起深深的革命友谊。本文作者的父亲李茂新正是创造奇迹的“比乐五同学”之一，作者将父辈的记忆碎片整理成文，让我们得以看到战争的残酷和抗美援朝精神的伟大。

一

彻夜行军不停歇

我叫李茂新，十三岁入伍，之前是比乐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那时比乐中学在雁荡路80号中华职业教育社大楼内。老师们也不过二三十岁。上海解放前夕，他们经常在顶楼晒台上教唱《解放区的天》之类的歌曲。我们尽管大声唱，反正楼底下听不见。

后来才知道，不仅那些老师已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身边很多同学也早就是学生地下党了。上海解放后不久，全校一百五十多名同学，竟有三四十名随军南下。谁都想不到几个月后，我们几位同学会同时去参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二十军文工团团员。

一年后，文工团到山东兖州集结，乘闷罐车北上。到达东北辑安（今集安）时，接到紧急通知，要求所有部队不得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标、“八一”五角星帽徽，连同照片、印信、文件等一律上缴。

我最舍不得的有两件物品。一是下连队时，战斗英雄杨根思送给我的一张小照。正面是他的半身像，反面有他亲笔签名的“小李同志惠存”。之前这张照片我一直带在身边，到辑安留守处，和其他物品一起打包上交了。

另一件是部队新发的毛巾。中间是雪白的，两边绣着红色字样。一边是毛主席题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另一边则是八一军徽。我把毛巾的两条边剪下来，白色的部分带着出征。多亏这条毛巾，不久发挥出了意想不到的作用。长途跋涉夜行军时，我们用它系在前面战士的背包上牵着走；冰天雪地里，我们把它塞进帽子，遮住耳朵，抵御寒风。

我是第二批入朝参战的。夜里行军，除打头阵的少数几位配有手电，大部队只能摸黑前行，后排战士把毛巾系在前面战士的背包上，一个牵着一个走。每日夜行30公里，实在太累了，就一边瞌睡一边赶路。直到破晓时分，传口令过来:“原地休息!”大家才能停下来歇息。

记得有一次，走到后半夜，我迷迷糊糊睡着了，一边做梦，脚还在机械地向前迈步。忽然感觉正前方有棵树，本能抱住，定眼一看，边上就是悬崖！一下子清醒过来，当天再无睡意。但每天长途跋涉，实在撑不住，过两天又照样一边瞌睡一边赶路了。

部队越过“三八线”后，运输线延长，后勤补给跟不上。志愿军随身携带的粮食弹药只够维持8天左右，前线战士英勇搏杀、浴血奋战，但8天过后，无法有效持续进攻，只能发动“礼拜攻势”。敌人窥破志愿军软肋，趁势反击。一仗下来，伤员特别多。

夜里，一辆辆卡车悄然而至。我们把重伤员从山上转移到公路边，合力抬上后车厢。所有车辆不开车灯，装载后立即驶离，一定要赶在黎明之前，全部撤走。这还只是运输线上的一个点，一路上辗转要经过多少这样的地方，有多少位像我们一样的战士在彻夜忙碌啊！

部队休整时，我往家里写过两封信，都是报喜不报忧。据说我妈妈接到信时，完全不相信这是真的，她甚至认为我早就牺牲了。“我儿子的字哪会写得这么好看，肯定是别人代写的！”

二

乐声激昂响战壕

我叫肖友砚，十六岁入伍，之前是比乐中学初中三年级学生。当时学校里已经有三四十位同学去了“南下服务团”，我也想报名。跟家里人一说，父母不知所措。之后几天，他们谁都不和我说话，我也不敢多响，打算先去要好的同学家躲几天再说。

那时我和同班同学胡志宏家离得很近，我就跑到他家待了两天，心想父母应该找不着我了，这才去沪江大学（“南下服务团”驻地）报名。当时并不知道，胡志宏同学早就是学生地下党了。好不容易到了沪江大学，人家说:“你怎么才来？报名已经截止了，我们明后天就要出发去福建了!”我越想越懊恼，一个人站在大门口情不自禁哭了起来。正抹着眼泪，突然看到同班同学王兴仁从门口经过，她说她哥哥认识二十军文工团的副团长，那里也在招人，我立刻说我要去！于是改道去了二十军文工团驻地……

胡志宏来文工团驻地看我，他知道我上学时就喜欢吹口琴，会拉二胡、京胡，特地借给我一把小提琴，用盒子装好从家里带过来。后来这把小提琴一直跟着我，无论是入朝参战，还是慰问演出，我始终带在身边，两年后又把它背回国……再次碰到老同学胡志宏时，他已经在市委宣传部工作了。我说:“这把琴当年是你借给我的，必须物归原主。”胡同学说:“它跟了你这么多年，早就是你的，覅还了!”

我十月入朝，随身携带的除了被褥铺盖、水壶、三条装满粮食的米袋子，就是这把小提琴，还有一把二胡、一把京胡。那时文工团的战地文艺活动形式灵活多样:有两人一组在战壕里的火线鼓动，有为朝鲜人民军举办的大型会演，也有下连队的慰问演出。

有时前线战壕里只能容纳两三名战士，我们就跪在坑道边上演出。我拉琴，另一位唱歌。吉普车载着我俩一个战壕一个战壕唱过去，就这样一连唱了好几天。有时我们前脚刚离开，后脚战斗又打响了。

有次我们到平壤的地下剧场，为朝鲜人民军指战员演出，那是距地面七八层楼深的大山洞里的剧场，可容纳几千人。我在台上拉京胡，用力过猛，琴弦都拉断了，歌唱演员只好一人完成清唱。没想到台下朝鲜人民军战士依然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二十军文工团的驻地有个特别诗情画意的名字，叫“鱼游池里”。部队休整期间，我一共往家里写过两封信，由志愿军女战士代表姚征人（二十军文工团副团长）捎回去，听说上海家里还收到了我荣立三等功的喜报。

不多久，姚征人回到“鱼游池里”，带来我爸给我的一瓶味之素，那天实在太兴奋，逢人便说家里给我带好吃的了。中午炊事班烧面条，我把一大瓶味之素统统倒进大锅，在场所有人吃得眉毛都快掉下来，大家好久没尝到这么鲜的味道了！结果不一会儿我肚子痛，被大家抬去了卫生队。那年我刚满十九岁。

三

女战士从不喊苦

我叫来纫秋，14岁入伍，之前是比乐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那时解放剧场正在上演歌剧《白毛女》，从六月起连演一个月，场场爆满。学校组织大家集体观摩那天，剧场的走道、楼梯、窗台挤满了人，在场同学全被震撼到了，大家只有一个念头——要参军，要解放全中国！当年上海有大批中学生都是看了演出，报名参军的，我也是其中一个。

入朝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趁天黑敌机看不见，把尽可能多的粮食弹药扛过山去，为部队做后勤保障。太阳一下山，我们就行动，每人背30斤米，外加运送步枪子弹。我在朝鲜唯一哭过的一次，是有天夜里运粮，脚底一滑，直接从山顶滚下来，砸在大石头上，牙断了，眼肿了，鼻梁撞歪了。当时满脸是血，眼睛肿得看不见，以为要瞎了。直到现在，我两只眼睛一大一小的，就是那时留下的后遗症。

我14岁当兵，15岁入朝，一直到17岁回国前，都没来过“大姨妈”。团里其他女兵有些来了例假，每月那几天真是苦不堪言！那时，棉花毯、旧衣服、毛巾等但凡能吸水的材质布料都被拆开来用，我也把自己的棉花毯子贡献出来，支援其他姐妹。棉花用完了怎么办？到烧柴火的地方，找柴火灰，旧衣物包一下垫着用。最困难的时候，连柴火灰都找不到，只能去朝鲜老百姓家买纸。稍好些的报纸啊糊窗纸，被老兵们拿去卷烟了，只剩下一些非常粗糙的硬板纸，姐妹们说使用后第二天像刀割一样疼，但她们从不喊苦，还要和别的战士一起过冰河……

只有在部队休整时，才有机会领到新的棉花被，拆开来做卫生巾。我们三四个女兵一组，通常只留一条被子，大家抱在一起睡。我们小分队里的两位女同志，后来都无法生育，终身没有孩子。

那是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前夕，站在山头放眼望去，漫山遍野已经都是志愿军的部队了!一阵风吹过，山对面飘来五颜六色的降落伞，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随风起舞。

此时美军已全线撤退，敌方阵地空无一人，那些原本系着照明弹、食品罐头的降落伞，径自越过山头，晃晃悠悠飘落到我们这里。大大小小的降落伞真是好看呀!村里的“阿妈妮”、志愿军女战士把降落伞带回家，做衣服、做窗帘、做蚊帐。我也裁了块天蓝色的降落伞布回来，本想着做条裙子，一直没舍得用。

这块降落伞布，连同参军时的老照片，都在我家储藏室的箱子里珍藏着。

（孟啟斌、肖缨、颜晓军对本文亦有贡献。）

后记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比乐五同学”上前线时，正是青春勃发，热血沸腾的年纪。七十多年过去，父亲和老战友努力维系的共同记忆，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只要在电视里、报纸上看到有关抗美援朝的影视作品和文章，他们就会互发微信或打电话交流。那些纷扰的思绪常常缠绕在一起，又断续散落各处。有一点可以肯定，父辈的抗美援朝精神，将铭刻进我们的基因，在和平、发展、进步的道路上始终伴随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