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温暖我的工作

王群

今年是我在上海市民政第二精神卫生中心（简称“二精中心”）走过的第39个年头，也是最后一个年头。从小王姐姐到王老师，这份工作不仅抚慰了他们的心灵，更温暖了我自己。

1983年6月，我从卫校毕业，瞒着家里应聘了二精中心，并成功入围，心中满心欢喜，却又带着几分忧愁。正琢磨着如何向父母坦白，一封录取通知书打破了这份平静。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上海，大家分不太清抑郁、躁狂、人格分裂、情绪障碍这些症状，统一称之为“神经病”，还固执地认为“神经病”就是危险分子。母亲坚决反对我成为一名精神科护士，即便她对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有着崇高的敬意，即便护士这个专业是她替我选择的。母亲有个樟木箱，是她钟爱的嫁妆，从来不许我打开它。在懵懂成长的岁月里，我始终对箱子怀着一份好奇，尤其是最近，因为我知道录取通知书就在里面。我观察母亲的一举一动，想找到樟木箱的钥匙，拿回通知书。

那是8月的一个清晨，我已大致摸清钥匙所在之处，准备等母亲上班后就悄悄动手。突然，一阵喧嚣声在门外响起，随之是母亲冲进屋扯起床单就往外跑，我心头一颤，赶紧跟着跑了出去。“囡囡，快把你妈叫回来。这可是神经病呀，她怎么还往那边冲？”邻居赵奶奶冲我挥手大喊，“这是隔壁村老刘家的闺女，家里怎么没看好，一大早赤膊跑出来乱晃，你妈这样太危险了。”只见母亲赶走了周围的“好事者”，越过一畦菜地来到刘家闺女面前，细细与她交谈，几次三番尝试性地伸出手，最终把床单披在了她身上。这一刻，母亲在我眼中闪闪发光，我也意识到自己应该堂堂正正从母亲手中得到录取通知书……

“叮铃铃……”急促的铃声打断了工作。“小王姐姐，我是小福呀，我要去阳光之家上班啦！”电话那头欢快的声音把我的思绪拉到了八年前。

那年，小福13岁，他是被奶奶送来的，依稀记得老人家含泪紧抓我的手，拜托我一定要好好照顾小福。小福父亲被判入狱后，母亲离家出走，把小福扔给了爷爷奶奶。爷爷身体本就不好，为了照顾小福去工地打工，被石块砸断了腿，向来敏感自卑的小福情绪崩溃、精神恍惚、欲寻短见，奶奶无奈把他送来治疗。

这天中午，小福正吃着饭，突然起身直挺挺地往外冲。我意识到他可能犯病了，赶紧拉住他，轻声询问。小福非但没搭理我，还伸手推我，见我躲闪，又抬脚踹向我，那一脚力道真大，一下子把我踢蒙在地上。这时，小福好似缓过神来了，颤抖着向我伸出双手：“小王姐姐，对不起，我控制不住自己，我现在就扶你起来。”虽然疼痛难忍，但看着小福楚楚可怜的样子，我的心一下子软了。

情绪失控、暴力冲动都是常见的精神疾病症状，遵医嘱服药是控制症状最有效的方法。小福病情反复让我怀疑他是否按时服药，可白天并无异样。那天凌晨1时，小福从床上爬起，轻手轻脚走向盥洗间，从口袋掏出一把东西扔进便池。我赶紧上前阻止，还是晚了一步。不能生气、不能发火，我在心里给自己下命令。

见我来了，小福慌了神，大吼大叫：“我不想吃药，我要做正常人。小王姐姐，我想回家……”我赶紧抱住小福，轻拍后背安抚：“小福一定能和爷爷奶奶团聚，吃了药病才能好，才能回家呀。”小福看似接受了我的劝说，在我的监督下主动服药，但刚把药吃下去就产生反胃呕吐的应激反应。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后来，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把药片磨成粉末拌在饭菜里。慢慢地，小福开始好转。半年后，爷爷奶奶把他接回了家。

在我们收治的400多名精神障碍患者当中，像小福这样的病人很多，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他们恢复功能回归社会，这是我们存在的最大意义。

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退休了以后我可以做什么。我这一辈子就只做了一件事，也只会做这件事，那就是服务精神障碍患者。对啊，我是一个民政人，也是院“心灵绿地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我的职业生涯虽接近尾声，但我的志愿之路还很漫长，我会坚持走下去，用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更多社会精障人士服务。（姚燕佳整理）

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