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入党

苏宝成

1949年初的上海感受不到新年的气氛，老百姓为恶性上涨的物价而忧心忡忡。此时，新昌路上的住房里，有一位年轻人正为迎接上海解放的曙光而忙碌着，他就是我的二舅张连震。

二舅家是上海底层百姓的一个缩影：每天为了填饱肚子讨生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二舅小时候经常与小伙伴去火车站捡煤核换钱贴补家用。我姥爷也经常失业，二舅兄弟几个断断续续地只念了几年书，13岁那年，二舅经亲戚介绍做起了报童。一大早，从汉口路上的报社批到报纸，就顺着南京路往西到静安寺，再沿着愚园路叫卖到中山公园，有时还要跑到长宁路上的西站，再远就跑到大夏大学（今华东师大）。生活的重压使他对社会的前景产生了怀疑，一种想要改变命运的憧憬在这个少年心中萌芽。

1949年2月，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完成了三大战役，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在二舅心里激起了波澜，更是看到了一种希望。二舅在上初中时有位老师经常偷偷地讲述红军长征的故事，并借给他美国记者福尔曼向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抗战情况的《北行漫记》一书。在他的脑海里，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这些红色印记已经扎根。二舅追求进步的表现早已被学生中的地下党所关注。经过严格考验和审查，上级组织决定发展二舅为地下党员。1949年初，二舅在黎明前的上海终于找到了人生方向。

平日里二舅不仅走街串巷叫卖报纸，还在堂哥的帮助下，在南京路附近的弄堂口设了一个报摊。地下党组织让二舅利用卖报人的身份为党组织向外传递情报。当时上海的情形已经十分紧张，地下党决定采用多渠道单线或不见面的传递，以确保情报的安全。这也给情报的输送带来很大的风险。

有一次，二舅接上级指示到“法大马路”（现金陵东路）附近一报摊取情报。二舅与同学前往，行动失败，因为组织原则是执行任务必须避开陌生人。任务没有完成，组织非常着急，认真分析了情况，决定再次行动，并交代了严格的组织纪律是单独行动。二舅正在报摊上，接到任务后火速叫妹妹（我小姨）去守摊，然后独自去接头取情报。这次行动吸取了教训，顺利完成。回到报摊后按原先设计好的记号布置，在面对报摊的左上角放一本武侠小说，表明底下有情报要转移。可能此份情报属紧急情报，不一会儿即被按约定顺利取走。

每当回忆这段经历，二舅脸上总会呈现出无比自豪的神色。不久上海就解放了，那份情报可能也为解放上海发挥了作用，二舅积极参与其中，感到一种使命感和成就感。

据我妈和大舅回忆，上海解放前夕，二舅格外忙碌，在他床底下的一个木箱子里准备了很多花花绿绿的传单和标语，并嘱咐家人不要乱动，自己却消失了。5月下旬，家人再次看到二舅时，他已是喜形于色，抱着早已准备好的传单、彩旗组织市民欢迎解放军。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二舅带领市民和家人上街为露宿街头的解放军端茶送水送食物，还参加组织了大游行，忙得不亦乐乎。

上海解放了，人民终于挺起腰杆翻身做了主人。我们的二舅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从一个四处讨生活、前途渺茫的青少年，成长为一名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共产主义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