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儿童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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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莉莉

前些天读到刘小虎先生的《儿童晚班》，此短文掀开了我近七十年前的回忆。儿童晚班学校是我的发蒙端。

1954年秋，我要上小学了，父亲带我去报考四川北路第一小学。考小学要面试，不过是老师问几个简单问题罢了，诸如：几岁啦、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考前母亲已为我培训过多次，那天我自然对答如流。谁知神差鬼使，竟然没被录取。次日，父亲又带我去溧阳路小学赶场次，考的也还是那套东西，取了！父母并没高兴，因为这是私立学校，学费贵。公办学校一学期收费六元，私立学校要三十元。开学在即，怎么办？父亲的同事建议去报儿童晚班，下午两点半上课，晚上六点半放学，学费便宜，只要两元。不容耽搁，我又尾随爸爸再次赶场。这样，读个小学我竟三进考场，还让大人受累，才成了天水路儿童晚班的小学生。

学校在天水路溧阳路口，设施简陋。校园小，只有甲、乙两个班级，教室是两间大平房。课桌面坑坑洼洼，没有垫板不能写字；两小朋友合坐条长凳，倘若一个没坐稳，另一个就可能摔跤。教室后有排矮房，分别是教师办公室和厕所。女厕所为一条长沟，沿墙三面装着木架，上铺木板，中间挖了几个圆孔。我家那时住在溧阳路1084弄，用抽水马桶，不习惯在学校如厕。下午四点多时，学校会给小朋友喝豆浆，有了便意我总熬着。一个冬天夜晚的放学路上，我终于出了“洋相”，一路哭着回家。家人正等吃晚饭，妈妈边训斥边给我换洗，爸爸不响。

我的级任老师是朱並西，年纪与我母亲相仿。短发，常穿身列宁装。她教语文和算术，对学生很亲切。她来家访过，我妈八十多岁时闲聊起陈年往事，还记得朱老师。小朋友最喜欢上音乐课，唱歌很开心的。学校只有一架脚踏风琴，平时放在办公室，课前课后都靠孩子们搬进搬出。一年级小朋友没手劲，须出动四个男孩才行。每逢音乐课前，小男生争先恐后去搬琴，唱歌时他们声音也最响。那时我们唱有《卖报歌》《警察叔叔本领强》《世界人民团结紧》等歌曲，“嘿拉拉嘿拉拉，嘿拉拉嘿拉拉，天上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开唱前，老师先教小朋友练声，“咪依依依、啊啊啊啊”，这个训练枯燥又乏味，我们不喜欢。

在儿童晚班我只读了三个学期，二年级下时家搬到四川北路，就转到新广路小学了。新学校的硬件设施要好得多，可我忘不了儿童晚班。至今还留有两份一年级的成绩单，32开大小的页面，繁体字，格式是从右至左直书。正面书有《学生成绩报告单》字样，落款是“上海市北四川路区天水路儿童晚班”，还有一行小字：一九五四年第一学期。圆形图章盖在落款上，图章中心六个字：“儿童晚班班戳”，戳印依旧鲜红。报告单内页左面是“学业”栏，有语文、算术、体育、音乐、图画五门的成绩记录；右页为“品德”栏，是期中及期终的评语，还有奖惩记录及等第考核。当年母亲把成绩单锁在皮箱里，直到五年级时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抽屉，才把它给了我。这两页纸片，于我弥足珍贵；从高处看，现在它应该是份文物了。

“儿童晚班”的教学模式，在上海普教史上是不可忽略的一笔。办学时间虽然不长，正如刘先生文中所说“它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上海普及教育工作的推广拾遗补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