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舟漂移与屈原大夫

刘蔚

年年岁岁龙舟赛，见惯了直道龙舟赛，去年非比寻常处，是我们看到了广东佛山叠滘乡东胜村的龙舟“漂移”。东胜村狭窄的河流中，有一处3至6米的S形弯道，一条长25米的龙舟满载40余人，硬是移植赛车才能做出的“漂移”动作，齐心协力，丝滑般巧妙地“漂移”过弯，引来岸上观众欢声雷动，也让电视机前观看的我们耳目一新，欢呼雀跃。

而我以为，用如此独特而富个性的龙舟赛来纪念气质超卓、特立独行的屈原大夫，才是最浪漫最有意义的事。

两千多年前的屈原，官至左徒、三闾大夫。为了振兴楚国，他奔走呼号，坚贞不屈，绝不与黑暗腐败的势力同流合污，不惜怀沙自沉汨罗江，以死明志，“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的超凡脱俗，特立独行，还体现在他日常的行为处事中。“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晨饮木兰的露水，晚食秋菊的落叶，吮吸大自然的精华，何等与众不同；“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披香草为裳，佩秋兰为饰，显示的是诗人的风雅与高洁；“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则尽展诗人的杀敌报国情怀。这一切，构成了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的独具个性与飘逸绝俗。

其实，小时候对屈原的印象是模模糊糊的，当然听母亲说过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但对年少的我来说，端午节最高兴的事就是吃粽子。母亲包得一手好粽子，她裹的枕头粽、三角粽，左邻右舍看了都叫好。七八岁那年的端午节，母亲包的鲜肉枕头粽味美无比，我一口气连吃了三个。谁知乐极生悲，吃完后我喜滋滋地走上傍晚的凉台，却受了风寒，于是发高烧大病了一场。这让我以后见到粽子又爱又恨，至今心有余悸。

记得《屈原》是我最早观赏的香港电影之一，这部影片是根据郭沫若的同名话剧改编的。鲍方饰演的屈原气度不凡，正气凛然；不过，他在电影高潮处朗诵的《雷电颂》，我却不喜欢，因为我思忖怎么能让古人用如此直白的现代汉语抒发胸臆呢？我最喜欢的是鲍方的女儿鲍起静扮演的婵娟，端庄柔婉而又美丽活泼。少年心事当拏云，婵娟也许就是懵懂少年的梦中女神吧。

一万人有一万人心中的哈姆雷特，同理，一万人也有一万人心中的端午节与屈原记忆。我的忘年交钱天华老师，其父青年时代投笔从戎，加入中国驻印军远征异域，然而这段为国而战的荣耀以后却变成了沉重的负担。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他蒙受冤屈，大学毕业后到湖北秭归一偏僻的农机厂工作，内心的压抑和痛苦可想而知。秭归是屈原故里。上世纪70年代初的某日，他乘机帆船前往秭归县城办事，到码头后往上爬坡。在石阶尽头，只见一座斑驳破旧的牌坊，但“屈原故里”的题词清晰可见，题下落款是郭沫若。在秭归八年间，每当他踏上城关的土地，首先照面的就是这座不倒的牌坊，蓬头垢面地挺立着。而十几里路外的屈原庙，也是钱老师回厂途中稍事休息、等候木筏过长江的必经之地。残破的庙宇中，诗人的泥塑木雕像早就蒙灰染污，衣衫褴褛，弃于残垣断壁之一角，无人问津。直到1978年枫叶红了的时候，它们才与彼时的中国一起迎来命运的转机。

钱老师说，秭归八年，他从未听人谈起过屈原，心中多少有些悲凉。不过，我倒是以为，屈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对中国人的影响是个恒量，短暂的蒙尘只是特殊时期的变量。正如李白所言：“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上世纪80年代风靡全国的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其中一集讲荆州。战国时楚国的都城郢就在荆州附近的纪南，当年宫殿成群，街市繁华，如今却只剩下一些台基和土堆。而屈原的品格连同他创作的“楚辞”却光耀千秋。这不正表明李白的那两句诗写得实在是太好了吗？

屈原的伟大，还在于以他独特的气质、浪漫的手法，创造并丰富了属于中华民族的美丽深邃的情感世界与精神宇宙。他借鉴一百多年前的《越人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在《九歌》中唱出缠绵深情的歌——“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再读读他神奇的诗章《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我不由得恍然大悟，原来屈原和庄子一样，是华夏历史上第一批超越形而下、抬头望星空的先知。

因为有了屈原，端午节被注入了丰厚的精神内涵；假如没有屈原，中国古代的文化艺术会苍白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