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回首已是往昔

王安忆

“麦田”重印《长恨歌》，不禁想起初版的时候。发去的文稿一部分是杂志粗排的清样，一部分则是手写的复印件，编辑将一堆杂乱寄到王德威教授手里，请他评估，不料就收到来信，于是开始了几十年写和批的文谊。从中作伐的陈宇航先生，自开创之始，为我做了好几笔赔本买卖，这才终于略得回报。正当春种秋实，却抛下熟地，再辟生土，在水一方，可谓孤勇者。台湾出版当年，就登上《中国时报》的年度好书榜，而王德威教授的撰序，则推我入“海派”写作传统，甚至接续上张爱玲的前史，此时，距大陆优评“茅盾文学奖”尚有五年时间，上海城市书写则在生成之中。

《长恨歌》是在1993年秋开笔，次年完稿，耗时一年。那真是冗杂的一段日子，在复旦大学开设小说课程一学期；撰写电影《风月》剧本三稿次；参加墨尔本妇女书展，出境防疫站接种疫苗引发感染，住院两周，病房在十六层高楼，晨起坐在阳台，看远处的塔吊，纹丝不动，却掉转了方向。四下里都在破土动工，嶙峋的天际线时不时爆出焊光，亚热带的雾气里，城市仿佛在浮动游移，随时准备拔地而起。小说已到收尾，却也不着急，急也急不得，倒是生怕错过什么。写长篇就是这么煎熬人，似乎冥冥之中蛰伏着某种机缘，本该是它的，就看你的运气，稍一疏忽便闪开。越写到后来越担心，就越要耐心和谨慎。到底人在壮年，有力气，也有弹性，可伸可张，早一点就会鲁莽，晚一点呢，恐怕就有顾虑。我是个快手，行动向来迅疾，就知道“慢”才是难，这是让《长恨歌》磨出来的耐力，从此我自以为能掌控局面，调整节奏，当然，这只是写作的方法论，实际上，还需要更多的条件。

2016年在纽约，当地侨报组织一场讲座，座上一位年轻姑娘，来自上海，携一本影集，说“王琦瑶”是她姑婆。一页页的沙龙照，镁光灯下的笑靥，灿若春花。她道出姑婆的居住地点，果然是我攫取的原型所在，这就跑不了了。我极少谈及故事的素材，情节派生十万八千，虚里藏实，实里有虚。那不是吉祥的人生，谁会甘心如愿，情何以堪。那姑娘向我展示照片，表情是爱惜的，和照片上的人真有几分相似，仿佛看得见血缘流传，心中不由释然甚至感动，“王琦瑶”的后人们没有怪罪，隔了茫茫人世，前来认领。原先模糊的人和事，此时逐渐清晰，其实，连我自己本也不认识她的，只是一则报刊，描述简单，加上记忆有误，更可能是假想的吸引，引我去向虚构。好像海市蜃楼，穿过云天雾海，光影折射，投在虚无缥缈之上，此时却落地还魂。奇妙的是，当时并不自知，那事件的发生地离我很近，几乎同处一个街区，曾经某报纸还作过旧闻揽采，标题“访月邨，寻王琦瑶”，但雁过无痕，悄然过去，没有人找我辩诬。谁会把小说当真呢？也难说，小说其实是纸上八卦，行踪无定，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际遇。2009年参加欧罗巴利亚计划，在布鲁塞尔与读者见面会上，到场一位听众，也来自上海，他在难民监狱里读到这本书，说面前打开一扇窗户，上海扑面而来。你说那是什么样的邂逅？它竟然去到我不曾去过终也到不了的地方。

《长恨歌》是我所写小说里销售最好、传播最众的一本，三十年来，一直被提起说道。我也想过其中缘由，答案是它最接近坊间流言，那些茶余饭后的闲谈。反过来说，流言又最接近小说，张爱玲给自己的小说集起名“流言”，多半是因为这。就在现在，2024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将赵耀民先生改编的同名话剧重排沪语版上演，使之回归到世情小说，令我想起幼年时，父母带去看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方言话剧团演出，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坊间就是流言的集散地，因是小布尔乔亚的天下，嚼舌根再合适不过。那些英法的罗曼史，乘风印刷业的兴起，飞飞扬扬，落地生根。听弄堂里的女人，讲述狄更斯的《远大前程》，还有柯林斯的《月亮宝石》，再有雨果的《笑面人》，悬疑惊悚，不都是八卦的变体，还是八卦的启蒙运动！

曾经有法国的读者读了《长恨歌》，来到上海找我，一名大学教师，一名中学教师，教授拉丁语和文学，带着他们的儿子，他们要实地看看上海，纵横交错的弄堂，空中飞翔的鸽群，是小说引他们来的。不消说有许多溢美之词，也不消说有许多鼓励的话，让人得意的，他们是知识分子，来自大革命的原乡，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文字语言的经典性质，他们的首肯可不比寻常，称得上准入小说的正统，由此区分于八卦的原始性。

写作《长恨歌》时，要低于王琦瑶半辈，生怕笔下不自觉流露促狭，所以格外郑重，不免拘泥；后来，与王琦瑶年龄齐平，虽然还是傲娇，傲娇自己是清醒的，不会如她沉迷不悟；现在，王琦瑶成了自己的过往，就又佩服她的勇敢无畏，换作本人，绝不敢蹈入险境，交付身份体面甚至性命，这就是布尔乔亚的革命性。小说写作者都是懦弱的人，生活中不敢下手的，只能在文字里践行，留下水中月镜中花，等着亲缘认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