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小说”与“主流文学”的恩怨

黄昱宁

尽管文本里都出现了侦探，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英国人柯南道尔，与美国人雷蒙德·钱德勒写的都是两种故事。

那个曾经让柯南道尔深信可以用秩序来规训一切、但最终又让他深感失望的世界，到了雷蒙德·钱德勒的年代，变得更为复杂和暧昧。钱德勒笔下的私家侦探马洛，并没有多少解释世界的兴趣，甚至并不急着揭开谜底，也许因为“每次告别都意味着死去一点点”（《漫长的告别》）。大部分时间里，马洛与其说是在破案不如说是在延宕破案。他跟嫌疑犯一样浸泡在酒精里，在街上望野眼，以调查的名义不紧不慢地聊天，冷冷地吐槽腐烂僵硬的警察系统。无论把钱德勒或者达希尔·哈米特乃至后来的劳伦斯·布洛克打包归入“社会推理”或者“硬汉侦探”，好像都不足以说清楚他们那种疏离的、飘来荡去的属性。钱德勒自己的说法是，他不想“殚精竭虑于把一系列无关紧要的线索串联起来”，而是要把侦探从逻辑链上的一个环节重新变成活生生的人。这话若是被全盛时期的柯南道尔听见，多半会不以为然，会认为那只是缺乏逻辑思维和科学精神的人难以“把线索串联起来”的借口而已。也许他还会反问，钱德勒不写福尔摩斯（那样的小说），究竟是不屑，还是不会呢？需要指出的是，位于“类型小说”对岸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特别严谨的答案。本文之所以用“主流文学”而非“严肃文学”或者“纯文学”，主要是因为通常语境下对于后两者的定义过于狭窄和含混。

好玩的是，在另一位类型小说大师斯蒂芬·金看来，尽管钱德勒“如今大概可以被认为是美国二十世纪文学中一位重要人物”，但早年给他贴上的类型标签却并没有那么容易给撕下来。按照金的说法，钱德勒在有些批评家眼里只是一个“想混进文学圈的”雇佣文人，另一些批评家“试图冲破知识分子圈的这种‘动脉硬化’，但通常只能取得有限的成就，即便勉强将钱德勒纳入大作家行列，也倾向于让他叨陪末座。”

鉴于斯蒂芬·金与主流文坛的既往恩怨，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替钱德勒发的这通牢骚其实多半属于夫子自道。斯蒂芬·金跟好朋友谭恩美一起抱怨过在主流文学界受到的冷遇，虽然说的是气话，姿态还是肉眼可见的谦卑：“从来没人问起过我们的语言。他们会问德里罗，问厄普代克，可决不会向流行作家提出这样的问题。可我们这些俗人也在意语言，虽说方式卑微，但我们仍然热切关注写故事的艺术和技巧。”对此，主流文坛的权威裁判哈罗德·布鲁姆显然并不买账。2003年，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把“美国文学杰出贡献奖”发给斯蒂芬·金，这事儿让布老师大发雷霆。在他看来，这项本应致力于“减缓我们文化生活通俗化进程”的荣誉做了一个昏庸的决定，因为“我过去认为斯蒂芬·金是廉价惊险小说的作者，但也许那样说还是太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