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的誓言

李明

1942年，十二岁的我立在征兵处，像一株倔强的新苗。一名新四军战士问我：“为什么参军？”我大声说道：“我要打鬼子！”看着我稚嫩的身量，他说：“小鬼，回去好好学习本领，强健体魄，等再大些高些再来吧！”同乡们入伍的背影灼烧着被婉拒的我，一个无声的誓言就此烙入骨血：我定要成为新四军的一员。

童年时我家蜗居在江苏如西县曹庄铺村，父亲早逝后，母亲用尽全力支撑着家，将哥哥送进无锡师范——那几乎是贫瘠岁月里唯一的光亮。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撕裂了华夏长空，哥哥毅然回到凋敝的家乡，将学堂里的琅琅书声化为街头巷尾的抗日宣讲；用十几条土枪，竟点燃了家乡第一支抗日武装的火炬。后来我才明白，哥哥的归来并非偶然：他那时已是共产党员，教书育人，亦是为了播撒燎原的火种。

1939年春天，琅琅书声被仓皇的呼喊截断：“日本鬼子来了！”敌寇盘踞在村西集镇，从此我们日日活在刀锋悬颈的阴影里。偶尔瞥见哥哥在学校与人密谈，年幼的我尚不解其中深意。只记得国民党军队的枪声零落响起，母亲便立即拉着我和弟弟仓皇奔逃。1940年新四军东进，如西终成抗日根据地。哥哥共产党员的身份终于揭晓，他竟已悄然建起村里第一个党组织。新四军雷霆出击，匪患渐绝，百姓终能安于田亩。十二岁那年，我满怀着参军的执念走向征兵处，却因为年龄不够被拦在了门外。不过，后来在抗日儿童团里，我因为表现突出被大家推举为团长。从此，我们这些小小的身影便活跃在村口的哨位上，忙着侦察敌情、送信传书，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4年清明清晨，薄雾如纱，我与哥哥去给父亲上坟后，毅然告别母亲，踏上了革命的征程。路上哥哥告诉我，组织安排我做交通站的通信员。黄昏时分走了三十里，抵达虾儿池村一个简陋的茅屋。这里是如西交通站，直到抗战胜利，我都将在此战斗生活。我渐渐明白了交通站远非传递信件那般简单，它联络着众多站点，构筑起信息传递、人员掩护与物资运送的生命线。如西交通站是苏中总站第一干线上的咽喉要道，而南北西三面皆被日寇封锁线死死围困，尤以北向盐城一线最为森严，曾有数名交通员在此献出生命。封锁线沿公路而设，碉堡林立，巡逻如织。情报传递刻不容缓，稍有迟滞，便是血的代价。最初执行任务，特别紧张。我们将情报藏进草帽或密缝衣内，常于夜间行动：三人一组，两人分东西两路侦察，确认安全后，携情报者方如夜鸟般急速穿越。留守的同志则定要等到执行任务者安全归巢才肯合眼。一次次穿越生死线，恐惧被磨成勇气。而支撑我们屡次化险为夷的，正是深植于百姓心中的铜墙铁壁——群众为我们摸透日寇巡逻规律，尤其是扫荡期间频率陡增的情报，使我们如西交通站全体战友直至抗战胜利竟无一人牺牲！这奇迹背后，是民心向背最真实的刻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四个月后，我告别交通站赴卫生学校学习；五年以后，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那个在祖父怀中恐惧颤抖的孩子，此刻已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