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看到这样三座博物馆

陈平原

两年前，北京市科协、北京市社科联、北京市文物局联合主办“科技文化融合，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高峰论坛，我的主旨演说题为《以读者为中心的博物馆建设》，提了三个具体建议，其中第一个是“建议市政当局多与大学合作共建博物馆”。最近二十年，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神速，每到5·18国际博物馆日前夕，媒体都会集中报道各地建博物馆的热情、业绩及发展规划。欢欣鼓舞之余，也不无让人忧心处。比如，很多博物馆开张时声势浩大，但很快就难以为继了。对于有心经营博物馆的人来说，如何长久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是个难题。所以，我才会如此建议：“因为无论是大学自建博物馆，还是博物馆建在大学校园或周边，最不缺的就是高质量的参观者。一代代求知欲极强的年轻人，时常进出博物馆，这对博物馆的收藏、展出与研究，都是极大的刺激与促进。政府不妨综合考量社会需求，统一布局后，与相关大学签订协议，采用合作共建或委托管理等形式，共同运营校园内外的博物馆。”

因个人的研究领域及兴趣，最近这段时间，我越俎代庖，设想了三座由城市与大学合建的博物馆。以下略加陈述，也算野叟献曝。

作为人类文明史上至关重要的选拔官员制度，中国科举制创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兴盛于明清。1903年顺天贡院损毁，河南贡院于是承接了全国会试，成为中国最后两次科举考试（1903年、1904年）的举办地。单就地址而言，起点不可考，终点却很明确。如今河南大学明伦校区仍存有1732年总督田文镜撰写的《改建河南贡院记》和1844年记载黄河水患后重修史实的《重建河南贡院碑记》，另外就是2015年按历史照片复建的贡院大门。历史文物不算多，但遗址很明确，且目前周边相对开阔，没有大型建筑，完全可以由河南省或开封市与河南大学合作，建一座综合性质的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的“中国科举博物馆”。

北京大学1952年因院系调整迁至海淀，原校舍中，除了沙滩红楼1961年被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建成“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2021年加挂“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一直得到很好的保护与利用；此外还有基本保存完好的原和硕和嘉公主府大殿，也就是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大礼堂，以及始建于1904年的数学系楼，后者如今布置为“伟大开篇——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专题展”。这个专题展立意不错，但内容与附近沙滩红楼的展览高度重合，只是其缩小版。考虑到京师大学堂对于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率先垂范作用，以及其在1905年12月清政府学部建立前曾兼管全国教育，若将此地改造成“中国大学博物馆”，由北京市与北京大学共同经营，我相信会很出彩。周边还有若干京师大学堂老北大的建筑遗存，将来逐渐归拢，做成博物馆群，不要只讲北大故事，而是展现整个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那样更为恰如其分。如今各名校都有自己的校史馆，这当然很重要；而在国家层面，不妨就利用老北大的建筑遗存，建一座综合性质的“中国大学博物馆”。

十年前，我出版《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绪言”中有这么一段：“抗战中，大批中国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这么多年来，我喜欢讲抗战烽火中中国大学西迁的故事，且考察遗址、撰写文章、参与专题片制作等，心中其实还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建一座“中国大学西迁博物馆”，留给子孙后代。请记得，那种气象，古代中国没有，同时期欧美也无法媲美。如今各大学、各地区都在讲这个神奇故事，但往往限于一校一地。若有哪座城市愿与大学联手（比如昆明市与云南师范大学、重庆市与重庆大学、成都市与四川大学），建一座统揽全局的大学西迁博物馆，来纪念那段辉煌的历史，我相信很多人会倾力相助——起码我会第一个报名当义工。

“中国科举博物馆”“中国大学博物馆”“中国大学西迁博物馆”，这是我念兹在兹、特别希望看到的三座博物馆，之所以点名要城市与大学合建，主要不是为了发展旅游业，而是合作共赢，兼及城市风貌、知识传播与精神建构，且与高校的教学科研相结合。（2025年10月11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