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高峰
今年上海两会上,市政协委员邵楠为电动自行车发声,提出尽快为电动自行车“量身定制”管理法规,明确路权保障,实现“疏堵结合”的治理新路径。
这样的建言十分必要。据官方数据,上海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1200万辆,超过20万名快递、外卖骑手依赖这一交通工具,每天完成近4500万单的配送任务。与此同时,城市路权的矛盾日益凸显,上海目前仍有101条道路禁止非机动车通行,其中不少位于市中心、商业区等配送需求高频区域,这种矛盾直接导致了“事实违法”现象的存在。
去年,新修订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落地,激起了广泛讨论。人们发现,25公里每小时的限速在长距离通勤中显得有些局促;为满足整车质量要求而可能被压缩的座椅与储物空间,让接送孩子、买菜购物这些日常场景多了些尴尬。有关部门也及时澄清了一些误读,比如明确超速后是停止动力而非急刹,大多数合规车型也保留了载人后座等。消费者的心声其实很朴实:“安全肯定是首要的,但我买电动车就想图个便利。”这不是对安全的否定,而是对“安全”内涵的更完整诉求。
这样的背景下,政协委员的关注与建言,是在倡导并推动一种城市治理思维的进化,从“以堵为主”的刚性管控,迈向“疏堵结合”的系统治理。
所有治理都必须基于现实。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庞大的刚性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单纯围堵,结果只能是禁行路段上快递外卖骑手无奈的违规穿行。政协委员的提议,无论是将非机动车道最低宽度从1.5米拓宽至2米以适应车辆体积,还是呼吁动态评估并“能放尽放”部分非机动车禁行路段,乃至推动研究编制专门的“电动自行车通道设计规范”,核心都是在为这份巨大的需求寻找安全、合理的疏解通道,从源头和系统上求解。
当然,现实的复杂性必须承认:调整市中心黄金路段的路权分配,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载人标准以年龄而非体重划分,虽在科学上不尽完美,却是执法中易于辨识、相对公平的现实选择……这些坦诚的交流本身,正是协商民主价值的体现。提案未必能立刻、全部转化为政策,但更重要的是提出问题、设定议程、凝聚智慧,并施加持续推动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