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在韩国首尔，人们戴着口罩出行。

3月11日，在韩国首尔，医护人员将一名患者从救护车转送至医院。

3月12日，在日本东京，一名戴着口罩的男子经过2020年东京奥运会主体育场附近的五环标志。

地理上同为东亚邻国的日本韩国，此番疫情的严重程度与防控措施却相去甚远。国际社会强调的“共同抗疫”在两国之间不见踪迹，倒是两国以往的隔阂在疫情面前又进一步加深。

记者｜王仲昀

“樱花季不让日本人出门赏樱花，就像不让意大利人互相拥抱一样。”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3月12日与首相安倍晋三讨论共同防控新冠疫情后说道。

日本全国各地有5000多个樱花景点，每年能吸引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赏樱。如今，樱花季即将到来，而新冠肺炎疫情下，日本近日一系列旅行限制让很多国家的游客前来赏樱的计划化为泡影。

在这场“世界大流行”的疫情面前，旅行限制措施已经不单是医学防疫问题，某种程度上还关乎到国家间的政治。

地理上同为东亚邻国的日本韩国，此番疫情的严重程度与防控措施却相去甚远。国际社会强调的“共同抗疫”在两国之间不见踪迹，倒是两国以往的隔阂在疫情面前又进一步加深。日韩不同的防疫手段，透露怎样的具体国情？对于两国关系，各自又打着怎样的“小算盘”？

不断升级的日韩纠纷

作为东亚三国之一的日本，在疫情暴发初期，对于中韩人员的入境限制还是比较温和，直到3月5日。当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日本政府将在3月9日至3月底暂停日本驻中韩两国使馆已发放签证的效力，并要求从中韩入境日本的人员隔离两周。

尽管日本政府首席发言人菅义伟说，此次旅行限制是“对掌握到其他国家有关情况，以及其他举措的效果进行全面评估后所做出的决定”。但来自日本的这一举措，可谓直接碰触到韩国的神经。

近年来，日韩关系已经由于各种纠纷而多次出现“不愉快”。因此，此举一出，立马在韩国激起千层浪。

就在安倍宣布旅行限制后的隔天，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直接召见日本驻韩大使富田浩司，抗议日本政府针对韩国加强入境管制。两天后，韩国外交部还宣布，将对自日本入境的所有外籍旅客采取特别入境管制措施：自3月9日零时起，韩国将对日本全境的旅行预警级别上调至第二级。对此，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赵世暎表示，对于日方在未与韩方事先协商且未予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单方面发布入境管制措施，政府再次深表遗憾。此次针对韩国公民加强入境管制之举令人费解。

对于日韩的“有来有回”，结合此前日韩双边关系变得不断恶劣的背景更容易理解。换言之，如果其他国家而不是日本，打算采取类似限制，韩国也许就不会如此迅速地回应。

“日本韩国近年来的关系一直紧张，疫情前是这样，估计疫情后关系也很难有太大改善。”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高兰教授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说道。

2019年7月，日本对韩国发动贸易战所引发的两国对抗，已经从历史问题和领土纷争向经济、外交、安保和民间交流全面扩散。当时，日本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向韩国出口三项韩国电子业所使用的产品。而在很多韩国人看来，日本这一次的出口限制是对韩国最高法院2018年劳工案的裁决所作出报复。2018年10月，韩国最高法院裁定4名战时被强迫劳动的民众可向日本企业索赔。这项判决震惊日本，成为两国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节点。从那时起，无论是去年日本发起的贸易争端，还是如今疫情导致的旅行限制，都是日韩近年来关系恶化的“老矛盾”遇上的“新问题”。

东亚两国的矛盾因疫情而在2020年春天“雪上加霜”，这也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视。就在3月6日，WHO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认为，日韩两国均出台入境限制“并没有好处”，他强调两国应该集中于防控疫情而不是扩大政治

性纠纷。

“外松内紧”与“全力检测”

虽然在彼此之间的旅行限制问题上采取了相似的“锱铢必较”路线，但实际日韩两国在疫情面前的应对措施却完全不同。

3月15日，微信公众号《华山感染》曾发表张文宏教授的文章，指出“像新加坡、日本以及韩国等东亚国家都做得非常好”。在专业人士看来，两国的防控都“非常好”，但具体怎么“好”，两国给出了自己暂时的答卷。

高兰对于日本目前的防疫措施总结为“外松内紧”、“依法抗疫”。“日本政府在疫情的宣传上为了不引起国民恐慌，采用了一种相对轻松的教育方式。”高兰对《新民周刊》说道。对于这种“相对轻松”的方式，中国留学生李强（化名）认为其主要依靠民众自觉，而非政府强制要求。

“我所在的学校2月中旬放假后，学校要求我们每天填报一个健康状况表格，并且上传。据我了解，很多企业一直也是这么要求员工的。但这些要求并非强制性的，没人管你究竟有没有这样做。和中国的社区居委会管理有所不同，日本大部分情况都是依靠个人所属的机构。”李强对《新民周刊》说道。

而在高兰看来，这和日本的具体国情有关。“一方面，日本的民众素质相对较高，公共卫生基础也比较好，他们对于公共卫生习惯的教育，甚至幼儿园就开始了；另一方面，日本现在的疫情尚未发展到非常严峻的地步。”高兰告诉本刊记者。正因如此，此前外界对日本的防疫举措有评价是“佛系”，而东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刘迪认为，这是表面“佛系”，实则更精细。“日本政府3月13日通过了《新型流感对策特别组织法》修正案。这个法案的通过要怎样理解呢？就是现在虽然他们还没有进入紧急状态，但是后面万一日本疫情恶化，安倍便可依新法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在采访过程中，高兰也与《新民周刊》探讨了关于日本即将到来的赏樱季及其反映的民众心态。“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会听从此前政府关于不要聚集的建议，但也有可能少量民众不以为意。日本民众在灾难面前相对淡定，这和日本历来火山地震灾害频繁也有关。”

虽然小池百合子在3月12日强调了樱花对于日本国民的意义，但她随后又提出：“（民众）尽量不要像往年一样，在上野公园铺开蓝色野餐垫，一起聚会玩乐”。

而另一边，韩国的疫情要严重得多。这也是导致两国的应对出现明显差异的直接原因。新天地大邱教会“超级传播事件”一度使得韩国在3月初成为除中国外当时疫情最严重国家。而在2月下旬文在寅亲临大邱一线指导防疫时，就已经提出对当地“最大程度封锁”的要求。韩国应对疫情也强调“应检尽检”。截至目前，可以说韩国是中国之外检测最积极的国家。

此外，疫情在两国蔓延至今，如何最大程度地挽救已经严重受损的经济，成为两国领导人未来一段时间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以韩国电子产业为例，根据经合组织（OECD）最新数据显示，韩国七成的电子中间品出口至中国，与此同时，韩国又从中国进口大量的中间品，近一半的电子中间品来自于中国。因此，疫情对于韩国经济产生了双重负面影响，首先从外部市场环境来看，鉴于韩国对于中国零部件的高度依赖，供应链率先受到冲击。而在需求层面，一方面来自中国的需求下跌，另一方面由于本土疫情升级，韩国本土需求也将遭到冲击。

在日本，除了继续由政府出资保障基本医疗条件，政府还计划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集体或个人发放一定补助。“目前日本的第三轮（疫情）补助已经启动，主要会补贴那些因孩子停课而受到影响的家庭，以及一些企业或者个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雷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道。至于日本政府原本期盼的“奥运经济”，如今也充满了未知。

东亚三国要合作

新冠疫情在中国暴发初期，日韩两国都曾尽所能援助过中国。“当时很多日本人觉得疫情离自己还很远，只是中国的事情。”高兰对《新民周刊》说道。只不过现在，这已经成为东亚三国谁都无法回避的重大事件。

早在2月底，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在记者例会上对中国加强与日本韩国共同抗“疫”这一问题作出了回应。赵立坚说道：“我们一直密切关注韩国、日本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他表示，中方对韩日两国政府和人民为中国抗击疫情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深表感谢，对两国目前面临的疫情形势感同身受。中日韩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在疫情面前更是命运共同体。在韩国、日本抗击疫情的努力中，中国不会缺席。

除了外交部表态，中国的医疗工作者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中医治疗新冠的经验，应该是中国方案里的亮点。”中央指导组专家、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3月14日上午在介绍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经验走出国门、迈向抗击疫情的国际战场时如是说道。他介绍，目前韩国、日本、意大利部分科研院校已经来信，一是愿意分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二是让把中医药使用的经验提供给他们，作为参考。目前，国内已经将使用经验翻译成英文给到对方。

中央指导组专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组组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表示，目前团队主要在跟韩国接触、探讨。对方很希望借鉴中医药预防、治疗新冠肺炎的经验。尤其是借鉴参考防治新冠肺炎有效方剂临床筛选研究的模型、实战实效性的体现。韩国方面希望从韩国本土产的药材里面找到预防、治疗新冠肺炎有功效的药材，组成方子。“我们希望把成功的经验、有效的方子能够更加直接快速地让他们使用。”黄璐琦说。

除了互相分享防疫的医学经验，特殊时期的国际贸易也值得关注。在采访中，陈子雷提到日本2011年大地震过后，日本的对华投资曾有明显增长。“总的来说，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都很大。中国目前对于疫情控制比较好，接下来无论对个人还是企业而言，经济形势都会有一定反弹。从外贸来看，这样也有利于其他受疫情困扰的国家及其企业，因为我们外贸会逐渐恢复，营商环境也变好，大家就能更好地互补。”陈子雷对本刊记者说道。在他看来，近年来中国经济形势良好的时候，日本经济也往往不会差。“现在大家都比较艰难，不能有一方有困难时，还有人还想着趁机釜底抽薪。”

对于日本而言，寻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合作也是必然趋势。3月12日，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正在竭尽全力防止国内疫情扩大的日本政府正考虑与国际社会合作。而《东京新闻》3月9日发表的社论指出，为对抗传染病威胁，东亚三国的协作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疫情面前，日本对政府与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判断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中国已是世界性大国，日本必须谨慎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二是日本现在对中国防疫举措的看法，和中国的自我评价比较接近。这种评价是积极的，认为中国防疫是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高兰告诉《新民周刊》。

不过，高兰也说道：“日本政府认为，疫情是全球性的，所以要加强各国合作。一方面，政府通过‘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修正案，安倍也要求中小学放假等措施；另一方面又不断有学校复课。这种看似矛盾的局面，和日本的教育的管理体制有关。日本小学初中的管理归市政府，高中管理归都道府县，在体制上都是地方政府管理，日本实施地方自治，学校放假等的决定权在地方政府。安倍的放假要求等没有强制力，各个地方政府有权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做决定。当然，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管理又要分开，非常复杂。”因此在她看来，寻求国际合作，是安倍政府的一种外交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