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04日 星期六
不是传统“受援国”,而是“合作伙伴”
第37版:封面报道 2021-10-25

不是传统“受援国”,而是“合作伙伴”

黄祺

2015年11月,在利比亚绥德鲁附近村庄,中国维和部队医疗分队为当地居民义诊。摄影/刘会宾

郭家钢在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办公室留影。

胡善联教授在英国社会药房调查基本药物销售状况。

记者|黄 祺

从当年的血吸虫病防控到如今新冠疫情,从妇幼保健到基本医疗保险,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在联合国的倡导、框架下不断提高自身医疗卫生条件,提升本国民众的幸福感,同时也不断为全世界民众的健康福祉,做出自己的贡献。

瑞士日内瓦,与中国时差6小时,在世界卫生组织总部“被忽视的热带病控制司”工作的中国专家郭家钢,每天的工作时间常常是从清晨一起床就开始——因为国内此时是中午,很多会议、讨论通过线上进行。处理完与国内同行的沟通后,郭家钢再继续去办公室上班。

郭家钢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血吸虫的防控工作,从江西省的卫生部门到国家卫生部门再到世界卫生组织,他亲身参与和见证了中国血吸虫病防控事业从“受援”到援助别国的过程。当年,中国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国机构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用于开展血吸虫病等传染病的防控;而现在中国通过联合国平台用中国经验帮助非洲等血吸虫疫区控制疫情。

就像当初国外专家来到中国一样,郭家钢这样的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专家频繁地往来于世界各国,为疫区带去宝贵的世界经验和来自联合国的支持。

从医疗卫生事业的情况可以看到,联合国的平台上,中国从来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受援国”,而是“合作伙伴”。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在医疗卫生事业上的工作,为联合国千年目标的实现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经验也有力地补充了世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形成的经验,给更多的国家以借鉴。

从当年的血吸虫病防控到如今新冠疫情,从妇幼保健到基本医疗保险,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在联合国的倡导、框架下不断提高自身医疗卫生条件,提升本国民众的幸福感,同时也不断为全世界民众的健康福祉,做出自己的贡献。

血吸虫病防控的中国故事

如今大家已经非常陌生的血吸虫病,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期,是威胁长江以南人口稠密地区广大农村居民的重大疾病,感染血吸虫的晚期患者鼓起的腹部,曾是长期存在于中国农村的“梦魇”。

疫情最严重的阶段,受血吸虫病威胁的人口上亿。上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分布在我国长江中下游一带及其流域以南的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福建和上海,共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的村庄因为血吸虫病仅剩几人活下来,“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面对如此严峻的传染病疫情形势,尽管经济和卫生条件薄弱,并遭遇国际封锁,毛泽东主席倡导成立了中共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充分调动农业、水利、林业、教育、科技及医疗等资源,建立起从中央到疫区各级省、市、县、乡镇的四级血吸虫防控网络,开启了轰轰烈烈的血吸虫病防治综合治理群众运动。

按照今天的话说,当时的中国血防工作是一次全健康治理的系统工程。由于血吸虫病具有人畜共患性和水环境感染的特殊性,因此,在控制和消除血吸虫病时除了卫生部门积极查治病人外,要阻断传播就必然涉及农业部的家畜查治、水利部的河流整治、林业野生动物和沼泽地的整治。

当年血防总结出来的各级政府的重视、和部门的协作配合、大众参与的综合治理已经成为今现最为流行的疾病预防控制经典策略:一方面卫生和宣传部门创作了大量的科普电影、科普读物、科普文艺节目向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进行健康教育,教会他们避免血吸虫感染的方法;另一方面,大规模的灭钉螺运动和爱国卫生运动,斩断了血吸虫传播链条;同时,大城市科研院所的顶级专家和医生都被动员到乡村直接参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早期病人得到及时发现和治疗,避免拖到晚期。同时还摸索出一整套中国的防治经验和治疗方案。

上世纪80年代,延续30年的血防运动基本告一段落。80年代末,血吸虫病疫情在一些地区有所回升。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发现问题,掀起了“再送瘟神”血防新高潮,有效地遏制了血吸虫病死灰复燃的势头。随着改革开放国门打开,海外专家开始了解中国的血吸虫防控成绩,并与中国开展交流和合作。

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所属的一个专门机构,它是联合国系统内国际卫生问题的指导和协调机构。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疟疾、血吸虫病和丝虫病合作中心在上海成立。1984年,世界卫生组织蠕虫研究合作中心在浙江成立。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湖区血吸虫病防治合作中心在湖南成立。

联合国相关机构和组织广泛参与中国血吸虫病工作,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

郭家钢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从江西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便开始了他长达40多年的血吸虫病防控事业生涯。郭家钢记得,90年代初他作为翻译,带两位受雇世界银行的医学专家到江西考察基层医疗卫生工作,通过实地走访,外国专家感叹,中国的血防体系比基层医疗系统要更加有力有效,这种为一种传染病建立专门的防控系统的做法,让海外专家大为赞赏,并产生了向中国血防工作提供贷款合作项目的意愿。

这项建议得到双方面的认可。从这次机缘开始,当时的中国卫生部从全国疫区省抽调专业人员,组织撰写世界银行贷款中国血吸虫病防治项目建议书。为了更好地执行这个项目,世界银行指定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合作方,对项目开展技术指导与项目督导评估。

经过协商,世界卫生组织指派了四名国际相关专家与中国六名专家共同设立了一个联合科研管理委员会,郭家钢成为这个委员会的秘书,他也从此成为了中国卫生部门与联合国在热带传染病防控上开展合作的桥梁。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血吸虫病项目,先后与联合国热带病研究与培训特别规划署等机构合作,相关专家来到中国、提供项目资金,参与到中国的血吸虫等传染病的防控工作中。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成立了项目办公室,承担起了项目的监督与评估的职责。2002年1月更名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2015年被世界卫生组织更名为“世界卫生组织热带病合作中心”。

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十年间(1992年-2001年),通过双边或多边的科研项目合作,为中国血吸虫病防治科研工作争取到了资金,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专业防治人员和科研工作队伍,促进了多学科的融合,促进了国内外科研合作,同时引进了卫生经济学概念,强调了社会医学和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将单一的生物防治转变为社会性综合防治模式,从理论上进行了提升,完全与国际接轨。“这十年,世界银行在中国血吸虫防治项目上投入的资金为7086万美元(约4.159亿元人民币),项目实际投入10.879亿元人民币,其中贷款4.91亿元人民币,配套5.97亿元人民币。”郭家钢介绍。

在与海外专家合作的过程中,也有碰撞与磨合。“比如,世卫组织的方案主要偏重于化学药物的治疗,而我们中国经验已经证实单纯化疗的局限性,不符合实际需求。我们认为消灭中间宿主、广泛的健康教育等手段不可被忽视,在血吸虫病的控制到消除阶段中显得更为重要。”中国专家给出的经验和理论,不断影响着世卫组织专家,这些经验写进了世卫新出版的技术指南中,后来成为指导世界其他地区消除血吸虫病等传染病的重要经验。

已经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十多年的郭家钢,主要的任务是帮助指导血吸虫病疫区国家的防控工作。目前血吸虫病疫区主要存在于非洲,南美和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郭家钢介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就以“一省援助一国”的方式向非洲各国派出医疗队,帮助当地救治病人和提高医疗水平。结合医疗队来实现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也是我们需要探索的一个方向。中国江苏的血防专家在非洲桑给巴尔的血吸虫病防控模式,就是利用了医疗队的优势,并借助世界卫生组织平台,即提升了中国专家在世界热带病防控方面的话语权,又帮助世界卫生组织制定切实可靠的标准与指南。第一期试点完成后得到桑给巴尔总统的高度赞扬。

郭家钢强调,中国经验来到非洲,同样需要因地制宜地进行改变和适应。中国消灭血吸虫病过程中积累的消灭中间宿主、整治环境卫生、民众的科普教育等宝贵经验,在非洲是可以发挥作用的。桑给巴尔的实践证实中国经验可以在非洲落地,对国际血吸虫病研究与防治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

目前,郭家钢和同事们开始着手选择非洲大陆几个不同类型的国家进行扩大试验,与非洲专家一起将中国的新技术与新的方法在那里发扬光大,为早日实现全球消除血吸虫病贡献出力量,中国有“受援”的经验,也懂得如何尊重当地的专家,合作才是共赢。

中国卫生事业融入世界

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需要桥梁,而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署等联合国专门机构,正是中国卫生事业融入世界的重要桥梁。

胡善联教授,既是卫生管理专业的学者,也曾是参加多个国际合作项目的负责人和参与者。在1990-2005年的15年间曾担任由中国卫生部和世界银行发展学院组建的中国卫生经济研究和培训网络的中方协调人。

1992年起胡善联担任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卫生保健的筹资与组织课题负责人之一,该课题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卫生部资助,10年来对贫困农村地区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干预和政策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贡献。

1996年他参与世界银行撰写的部门报告《卫生保健筹资:中国的问题及选择》,并在1997年撰写了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1997人类发展报告"其中的卫生与营养篇章。1998年曾申请到国家教委博士点课题"城市贫困人口卫生需求和服务"研究,后该课题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卫生政策联盟的资助。2020年再次参与了世界银行的中国问题和选择:卫生保健筹资报告的专家组工作。

2001年胡善联参与亚洲发展银行中国农村卫生报告。2004年参与世界银行卫生部门考察报告AAA活动。2000-2002年参与了WHO与卫生部的中国合作医疗适宜模式的研究,任中国专家组组长。

多重身份的胡善联教授,也是中国与联合国各专业部门开展合作交流培养的优秀人才,同时他主导的各种合作项目,也培养了大批与国际合作的卫生管理人才,如今这些人都在中国各个重要的部门发挥管理作用。

让胡善联教授印象深刻的,是“卫生经济学”概念的引入。通过与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的合作,中国的医疗卫生逐渐走向规范和现代化,管理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模式。

胡善联教授说,如今每家医院都有的“基本药物”,就是在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过程中被引入中国的基本药物制度。在世卫组织的要求下,中国开始建立自己的基本药物目录政策,后来形成了每三年修订一次国家的基本药物目录。胡善联教授介绍,到现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包含近700种药物,患者可以以比较便宜的价格,用到这些基本药物。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里的药物,如今已经基本都归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目录中的甲类药物,也就是说,参保的职工和居民可以免费或者支付很低的费用,用到这些药物,保障了民众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为了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西太区世界卫生组织对各国政府卫生事业的资金投入提出了要求,要求各国卫生总费用的投入要占到国家5%GDP或以上,为了完成世卫组织的持续性发展目标,中国在多个国际组织的帮助下建立起中国卫生总费用统计信息系统,定期发布中国及各省市的卫生总费用的情况。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卫生事业得到了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支持。“当时每个世界银行卫生贷款项目资金约为1亿美元,在上世纪80年代,1亿美元是非常大的数目。中国把这笔资金用到了11个项目上。”胡善联教授介绍,11个项目中包括区域卫生规划、基本卫生服务、中国农村卫生发展项目、农村供水和卫生项目、结核病的防治、艾滋病的防治、卫生总费用、中国卫生改革促进项目等等,这些项目经费到了地方后地方政府还会再配套资金,用于项目的开展。

胡善联教授认为,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不仅是为中国卫生事业提供了经费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在项目的开展中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1990年开始,世界银行帮助建立了中国卫生经济培训与研究网络,网络每年派出大量的学者到世界银行接受短期培训,全国26个院校和组织的卫生经济学专业人才通过网络得到了培训。“我认为联合国这些项目给中国带来最大的帮助,还是培养了具有全球视野的人才。”胡善联教授说。

无论从人的观念、管理方式,还是政策制定、法规完善,中国与联合国各个专门机构的沟通和合作,让几十年前相对封闭的中国卫生事业走向了开放,走向了现代化。

无私援助,命运与共

5月27日,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受新冠疫情影响,世界各国参会代表坐在镜头前以视频方式参加了会议。

尽管隔着屏幕,有一个话题还是引起了很多国家代表的共鸣,他们纷纷表达对中国在疫情防控中给予帮助的感谢。

加蓬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米蕾耶·萨拉·恩曾泽说,自今年3月23日加蓬启动新冠疫苗接种以来,超过1.1万人接种了由中国捐赠的国药新冠疫苗;

塞拉利昂卫生部长奥斯汀·登比表示,塞拉利昂很幸运收到中国慷慨捐赠的24万剂国药新冠疫苗;

冈比亚卫生部长萨马泰感谢中国派遣技术专家以及其他抗疫支援,2020年底,中国曾向冈比亚派遣医疗专家,协助这一西非国家抗击疫情,中国企业家在疫情期间也向冈比亚捐赠了检测试剂盒、口罩、防护服等抗疫物资;

埃及卫生部长扎耶德说,埃及此前参与了中国国药新冠疫苗的临床试验,目前埃及已经与中国开展建设性合作,将中国的新冠疫苗生产技术转移到埃及……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不仅是新冠疫情,在疟疾、埃博拉、艾滋病等传染病的防控,以及抵御其他威胁人类健康的危险因素的事业上,中国通过联合国各个专业机构的平台,为全球健康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2014年,埃博拉疫情肆虐西部非洲,几个月内上万人感染,时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陈冯富珍宣布,埃博拉疫情已经成为一场公共卫生危机,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随后,中国成为最早响应的国家之一,中国政府派送超过1000名专家到疫情国家,建立医院、实验室,提供资金、物资。中国向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塞拉利昂等疫区国家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价值达7.5亿元人民币。

10多年前,中国在非洲设立了几十个防治疟疾中心。多年来,中国已为35个非洲国家援助价值2亿多元人民币的抗疟药物。

除了情况危急的传染病疫情,中国对落后国家的卫生支援,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

1963年,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胜利后,法国医疗队撤出,中国派遣医疗人员援助刚刚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上世纪70年代,随着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增加,援非医疗队逐渐对非洲大陆形成了全覆盖局面。

2019年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显示,56年来,中国累计向非洲48个国家派遣援外医疗队员约2.1万人次,诊治患者约2.2亿人次。不仅如此,中国还向非洲国家援建医院、诊所,赠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推动当地医疗卫生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中国采取“省对国”的对口支援模式—一个省为一个或多个非洲姊妹国家提供援助。在非洲各国最为偏远的地区,一些连当地高级别医生都不愿意停留的落后地区,中国医生无私地奉献着自己。因为多年的援助,很多非洲落后地区民众也许一生未曾到过中国,但却通过中国医疗队的队员们,认识和爱上遥远东方的这个国家。

上海援非医疗队从1975年起长期驻扎摩洛哥,共派遣了约2000名医生,每位医生每次派出一待就是两年。早年摩洛哥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到了援助地,上海援摩医生们首先要学会的是自己在房前屋后种一点蔬菜,以解决沙漠边缘难以吃到绿色菜的难题。比生活困难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远离家人的寂寞,过去通信落后,一封来自中国的家信,足以让援摩医生激动好几天。

如今虽然物质条件改善,通信也变得简单,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上海的医生放弃国内的收入、技术提高的机会到摩洛哥工作两年,他们需要作出的牺牲同样巨大。

几十年来全国累计数万援非医疗队员服务非洲患者,在非洲大地留下深深的痕迹,将中非人民的友谊牢牢巩固。在非洲受援地区,中国医生得到超出常人的礼遇,中医在非洲很多国家落地生根,收获了大量非洲粉丝。

由于有着稳固而广泛的医疗援助基础,中国参与的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医疗卫生项目,得以通过中国医疗队惠及非洲落后地区。

在联合国的舞台上,中国正在通过医疗卫生事业等民众能够直接获益的领域,与世界各国携手,实现联合国规划的美好家园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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