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七君子获释出狱前合影，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1937年8月，"七君子"赴南京商讨抗日事宜，图为与马相伯（坐）、杜重远（后排左一）的合影。

他们在民族危亡时刻，以己所能担起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也体现了上海的血性担当。

记者｜王煜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全国各地涌现出各类群众性的救国会组织。中国共产党号召之下，1936年5月底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会” 颇具影响力。

然而，该组织的行为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恐慌，1936年11月23日，救国会的七名领袖被捕入狱，这就是“七君子事件”。在各界营救“七君子” 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国一致抗日救亡的主张进一步深入人心，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增强。

联合会抗日救国

1931年“九一八” 事变后，东北三省迅速沦亡，日本紧锣密鼓筹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危急之际，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的主张。同年年底，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北平学生发动了“一二·九” 爱国运动。

“一二·九” 运动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北平、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相继成立了群众性的各界救国会组织。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提出：应在上海设立全国各界救国会，以推动全国各地的救亡运动。

1936年5月31日，来自全国20余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共70余人在上海开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大会讨论通过了《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

救国会提出主要政治主张是：第一，停止一切内战，建立全国统一的抗敌政权，团结一致共同抗敌；第二，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开放民众运动，召开各党派联合会议，建立统一的救国政权；第三，废除苛捐杂税，提高海关进口税，抵制日货，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第四，改变妥协外交，联合世界反日和反战力量，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

同年7月15日，救国会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等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赞同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剿共”、一致对外。

救国会的成立及其主张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给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写信，表示“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和你们合作”。

救国会成立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成为抗战爆发前夕国统区抗日运动的一面旗帜，因而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恐慌。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 罪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救国会领袖，史称“七君子事件”。

各界营救“七君子”

“七君子事件” 震动海内外，全国各界人士纷纷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

救国会发表宣言和告国人书，宣布不会因领袖的被捕而放弃抗敌救亡的主张，而是继续奋斗。宋庆龄发表了《为沈钧儒等人被捕声明》，对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

国民党内部也对此事强烈谴责。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右任、冯玉祥、李烈钧等20余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郑重处理”此事。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也致电南京政府，请求无条件释放“七君子”。张学良面见蒋介石，气愤地质问他：对待人民爱国运动这样残酷，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

此事在国际上也引起很大反响。当时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杜威、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等16名国际知名人士也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甚为不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人们都以为“七君子” 必能无罪释放，但是国民党政府仍然继续对他们进行迫害。1937年4月3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对“七君子” 正式提起公诉，通缉在美国讲学的教育家陶行知等七人。4月12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要求释放“七君子” 等一切政治犯，并多方开展营救工作。

6月11日和25日，国民党当局在苏州两次开庭审讯“七君子”。“七君子”在狱中和在法庭上继续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其中，沈钧儒、史良都是当时著名的律师。潘大明所著《长河秋歌：1936年七君子事件与他们的命运》一书中描述了沈钧儒舌战审判长的场景：

审判长问：“你赞成共产主义吗？” 沈钧儒回答：“赞成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很滑稽的。我们从不谈所谓主义。起诉书竟指被告等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不知检察官何所依据？如果一定要说被告宣传什么主义的话，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就是救国主义。”

审判长自以为沈钧儒已上他的套路，再追问一句就可以让沈钧儒中圈套，承认救国会是中共领导下的一个反政府组织，便又问：“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沈钧儒悠然回答：“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审判长的话，被告不能明白。”

沈钧儒所代表的“七君子” 据理明辩，把审判长驳得理屈词穷。

在“七君子” 受审同时，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 运动，提出与“七君子” 同服“爱国罪”，全国各界人士随之响应，纷纷签名参加。7月5日，宋庆龄等人到苏州高等法院自请入狱。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声援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救国会以救国为目的，当然无罪”。全面抗战爆发后，“七君子” 终于被释放出狱。

中国共产党和各界营救“七君子” 的运动，对“逼蒋抗日”起了关键推动，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七君子” 中每位都是社会贤达，有法学家、经济学家、新闻出版家、历史学家。他们在民族危亡时刻，以己所能担起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也体现了上海的血性担当。“七君子” 中的五位人士后来成为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