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善之中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俄]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2021年3月
陀氏相信自由必将导向悲剧，也必将在悲剧之中，使人重新为他的信、望、爱找到基础，不是在露水之上，不是在水泥地基之上，而是在旷野里，在无尽的回声中。
撰稿｜诚泳议
184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一篇《穷人》轰动俄国文坛，受到别林斯基的激赏。赫尔岑称赞它为俄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小说。随着陀氏被捕，遭遇假枪毙、流放与充军，他的创作发生了重大改变。在濒死的一刻，陀氏转向了宗教。1854年2月他在给冯维辛娜的信中写道：“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确实真理与基督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一书中，别尔嘉耶夫认为“这种基督教使整个世界转向人，并使人成为世界的太阳”。我们可以发现《约翰福音》中光的隐喻，这一隐喻中本体喻体的结构也与《约翰福音》一致，人是在道之中，所以依道而造的世界，必围绕着人。人本主义相信人凭借神赋予自己的道而认知世界的能力，我们也能以纯客观的方式勘探人的灵魂。这便是此类人道主义的危险之处：他以人的名义，最终消解了人类存在的神圣性。陀氏的人本主义不同于纯粹人文主义的关怀。它相信自由，支撑自由最重要的品质，是一种彻底地敞开。陀氏相信自由必将导向悲剧，也必将在悲剧之中，使人重新为他的信、望、爱找到基础，不是在露水之上，不是在水泥地基之上，而是在旷野里，在无尽的回声中。
与另一位自由主义者伯林相似，别氏在他的论述中把自由分成了两类：“选择善恶的自由和在善之中的自由”。伯林则把自由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即自我实现的自由与不被他人干涉的自由。自我实现有时与选择善恶同构，为了证明自己的绝对自由，拉斯科尼柯夫选择了杀人，基里洛夫则选择了自杀。陀氏的这些主人公似乎倾向于认为在某种平常生活中并没有自由存在，那些普通人，嵌在黑白胶卷里，无声无息，或者被包蕴在地平线上的一豆灯火，微小的颤动竟是他人全部的人生，对于那要求绝对自由的人，这多么难以想象？
选择善恶的自由的另一个危险之处在于它不信任一般人生活的价值。正如伯林对积极自由的分析所显示出来的：自我实现的自由往往会变成一种绝对专制。因为普通人的麻木、怯懦、从众、不知善恶，所以他们没有能力拥有自由，而且他们的确也害怕乃至敌视自由，自由之于他们，更类似于忽然被抛入荒野中那种体验：他们必须学会克服自身内在的匮乏，适应那裹住他们的赤裸感，他们被完全无蔽地交给了危险。他们不知道那些野菜是有毒的，为了避免悲剧，以使荒野中的种群得以延续，那些足够强大到能够承受自由之苦的人，便为这些一般人立约，于是乎我们便重新找到了一种稳定，若有稳定，则不需要自由，只需要极少数人的自由和绝大多数人的木然。这样的稳定结构比比皆是。
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欣赏作为一种权力机构的教会，不论罗马天主教，还是拜占庭东正教，它们都用剑和火来保护以及传播它们的信仰，如果陀氏生活在今日，他也肯定不会喜欢那些像推销员一样售卖救赎的电视传教士。他们都在用或软或硬的强迫的方式灌输信仰，他们都不相信，人可以当凭自己的灵魂得救，你必须钻进仪式的笼子里，再从铜钱孔爬出来，你必须选择一个在世的权威。但基督本身，从来不构成一种权威，因为他已把他的权柄全然地交给了人：他不再希望用神迹的压迫性力量强使人信仰，也不希望人把信仰变成买卖，变成一份夹在经文中的合同。他只愿人自由地接受善，到善之中去。所以，在陀氏笔下，基督就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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