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万部老电影拷贝亟待抢救

上图：“康城老电影”挑选老拷贝。摄影/陈慈林

右图：陈红龙、陈红艳整理电影海报。摄影/陈慈林

左图：自创刊号至今的《大众电影》杂志。摄影/陈慈林

“如今保护1.6万部老拷贝迫在眉睫，但已远超我们的能力。企盼文化部门和有识之士援手参与，共同做好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

撰稿｜陈慈林

电影进入数字化时代后，胶片电影拷贝及与此有关的许多遗存，正逐渐淡出人们视线。笔者最近接触了一些钟情老电影的人们，他们为保护老电影文化遗存所作的努力和展示老电影魅力的情怀，令人感动和钦佩。

光影情结促成伉俪

今年中秋节，浙江德清几名退休电影放映员组成“康城老电影”，为当地居民放映16毫米黑白故事片《蚕花姑娘》。德清籍导演阿年看到相关报道后称，“有点小感动”。国庆节他专程到德清，陪伴老电影人到小山村放映《洪湖赤卫队》。得知他们缺少16毫米拷贝片源，阿年马上联系浙江丽水的朋友陈红龙、陈红艳夫妇，他们同意无偿提供老电影拷贝片源。

“康城老电影” 曾在网上寻找16毫米拷贝片源，每部价格都在千元上下，质优的二三千元，亦不乏五六千元甚至更贵的。陈氏夫妇承诺不限量免费出借，令他们很感动。

二十多年来，陈氏夫妇已收藏中外老电影海报四万多张、老电影拷贝一万六千多部、电影拍摄（翻译）台本近千本、自创刊号至今的全部《大众电影》和民国以来的数以千计的各种电影资料，外加电影摄影机和数十台（架）放映机，藏品质量之高数量之巨大品种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看过他们的收藏之后，我感到他们的藏品数量和质量可与国有电影博物馆相媲美，甚至有超越。

陈红龙说，他的电影情结是从儿时培植的。1962年他出生在缙云县壶镇一个耕读之家，父母都是乡镇知识分子。他家附近有家放电影的大会堂，儿时最开心的就是能隔三差五看一场电影。他家兄弟姐妹多，父母工资低，很难得花钱看一两场电影。一张小孩票虽只要二三分钱，但仍经常没钱买票。他有时矮下身子，跟在大人身后混进去，或者与小伙伴们在电影开映前就躲在大会堂角落里，或者为了看电影快结束时的免费“尾声”，经常眼巴巴等半天，待电影散场前十多分钟溜进去过过瘾。如果碰到可看露天电影，那简直就像过节一样开心，有时他甚至和小伙伴一起到十几里外的乡村看一场电影。那些年放映《闪闪的红星》，他连续看过十多遍，许多台词都能稔熟背诵，对电影可算如痴如醉。陈红龙儿时最大的愿望是长大了当一名电影放映员，可以天天看电影。

读初中时，他用硬纸板自制了一架幻灯机，手绘了上百张玻璃幻灯片，用二节电池一颗电珠当光源，引来许多小伙伴一起看他的幻灯“电影”。

1979年高考复习最后冲刺阶段，他竟然禁不住“诱惑”，夜自修逃课，和一个同学偷偷跑出去看刚开禁复映的《英雄虎胆》。气得老师让他俩罚站半天，全班公开作检查，还拿他当作复习不专心的“反面典型”。陈红龙说，幸好后来考上了师专，否则真对不起对他呵护有加的班主任历史老师。

陈红艳出生于安徽合肥一个军人家庭，在军队大院中长大。她从小也是电影迷，大院内每逢放电影，她就早早放好板凳抢占好位置，看电影的劲头丝毫不亚于陈红龙。《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林海雪原》《英雄儿女》《铁道游击队》，这些红色电影她看过一遍又一遍，李向阳、杨子荣、王成、刘洪和芳林嫂等英雄形象伴随她慢慢长大。

若干年后，两人首次见面，感觉非常有缘分，又有着共同的电影情结，两个年轻人谈得非常投机。恋爱过程行云流水，从相识、相知到走进婚姻殿堂，顺风顺水、水到渠成。

老海报勾起收藏心

后来，由于工作忙碌生活压力增大，陈红龙慢慢远离了电影。上世纪90年代中叶，一次他到外地出差，被一家古董店里二三十张老电影海报吸引了眼球，这批海报中，有《枯木逢春》《南征北战》《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脍炙人口的老电影。看到这些印制精美，承载着童年记忆的艺术品，他掏出半个多月工资，买下了这些海报。

虽然造成当月家庭经济状况窘迫，陈红艳却并没有责怪丈夫，因为她看到这些熟悉的电影海报，同样激活了蛰伏已久的红色电影情结。从此，夫妻俩到外地出差、开会，只要有空余时间就逛收藏品市场，这个时期收藏重点是电影海报。陈红龙说，建国初期的电影海报都是著名画家手工绘制，色彩和线条都非常精美。每部电影海报印数都不多，属于非卖品；电影放映期间宣传张贴，属于消耗品，留存下来的数量很少，因此尤显珍贵，有的甚至成为孤品。

陈红龙说，初期收藏缺乏经验，也受经济能力的限制，看到喜欢的藏品也只能忍痛放弃。到了1996年，由于工作调动，两人工资收入有了一些提高，为收藏优质海报创造了条件。随着网络普及，他在收藏界也有了一些名声，许多藏家主动联系他，向他推荐珍稀藏品，这个时期的收藏品数量和质量都上了一个大台阶。

陈红龙目前收藏的精品海报中，有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电影局发行的大一开经典电影海报200多幅；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行的电影海报3000多幅，其中拥有大量的精品、珍品、孤品，如《走向新中国》《方珍珠》《南征北战》《刘胡兰》《赵一曼》《鸡毛信》等等。还有一张对海外发行田华主演的《白毛女》海报，更为罕见，许多电影海报和电影资料甚至填补了中国电影博物馆藏品的空白。

2005年纪念中国电影100周年时，丽水市档案局专门为他举办了一次“电影海报展览”，还精选海报汇编成册。鉴于陈红龙保存海报条件局限性，经协商，绝大部分海报寄存于丽水市档案馆的专业库房内。

陈红龙向笔者展示他收藏的一些精品，“这幅《渡江侦察记》是50年代的，很稀有。绘画印刷都很精美，纸张虽已泛黄，视觉冲击力仍很强大。我找了十多年才淘到。”

“这幅《平原游击队》也很稀少，也是寻找了十几年才从朋友处挖到。”“这幅《普天同庆》更了不得，它是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黑白纪录片，被称为新中国电影海报第一珍，国内目前还没有发现第二幅，堪称孤品，尤为珍稀的是这幅海报集孤品与错版为一体，你仔细看，‘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中的‘团’误写成了‘国’，印刷厂在制版印刷过程中也未发现，结果就成了难得的错版。因此极具艺术观赏、文献和收藏价值。”

随着收藏经验和经济能力的增长，陈氏夫妇慢慢把收藏范围延伸到与电影有关的其他遗存：《大众电影》和各种画报、电影拍摄台本、电影摄制和放映器械、电影拷贝及与电影有关的其他藏品。

陈红龙把上千本五六十年代电影拍摄（翻译）台本整齐地码在桌子上，令我大开眼界。拍摄台本又叫分镜头台本，是导演拍摄电影时的依据；电影拍摄完成后，拍摄台本由制片厂存档，相当于某部电影的拍摄档案。

陈红龙收藏的台本中，有许多或大名鼎鼎或耳熟能详的电影：民国时期拍摄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新中国建立后的大型音乐史诗剧《东方红》，故事片《南征北战》《地道战》《智取华山》《铁道游击队》等；外国电影《列宁在1918》《流浪者》《安娜·卡列尼娜》《箱根风云录》《被开垦的处女地》等。

他收藏了自创刊号至今的全部《大众电影》，还有一些民国时期电影演员的照片和剧照。尤为难得的是，他的藏品中有著名电影演员王晓棠和秦怡分别在上世纪80年代写给著名导演岑范的两封亲笔信。藏品中有一架上世纪40年代产于日本的8毫米电影摄影机，体积只比香烟盒大一点点。电影放映机数量虽不多，但型号分别有35毫米、16毫米和8.75毫米，涵盖了基本规格。

那些拷贝啊，怎么办

电影拷贝是电影文化遗存的核心元素，3年多前，他通过拍卖，购买了某电影公司清理库存出售的1.6万余部老电影拷贝。这批电影拷贝大部分是35毫米，也有部分16毫米和8毫米；既有国产片，也有译制片。为把拷贝运回来，仅运费就花了二三万元。这批拷贝使他的光影藏品形成完整系列，成为名符其实的“光影宝库”。

陈红龙说，上世纪90年代国内许多电影公司改制，近年来电影数字化升级，电影传统体制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许多珍贵的电影拷贝、放映器材和与此有关的文化遗存日渐散失、湮灭，目前是抢救电影文化遗存的重要历史窗口期。他如此定义自己的行为：“我们就像是串珍珠的人，把散落在各地的老电影资料收集起来，汇聚成一个浩大的电影资料宝库，然后把它们留给后人。”

前几天，陈红龙带着“康城老电影” 阿梁、老放映员胡渭泉和谈祥耀，到临时库房取拷贝。临时库房是一间七八十平方米的半地下室，打开库门，一股酸甜的老胶片气息扑面而来。几十平方米的地上随意堆放着无数拷贝铁箱，足有二三米高。陈红龙说，电影公司未提供拷贝清单，拷贝运来后，也没时间清点整理，要拷贝只能自己找。因无合适存放场所，堆放在这租来的临时仓库内已经3年多了。

现状令人担忧：许多铁盒（箱）锈迹斑斑，有些己不能看出片名。老胡与老谈爬到堆积如山的铁箱顶上，找出几个16毫米拷贝铁盒，有的拷贝已发硬、板结，情况非常严重。折腾半个多小时后，总算挑出13部拷贝，因堆压严重，无法挑选，只能拿到什么算什么。

胡渭泉说，保存电影胶片的基本条件是避光，阴凉，通风，干燥，再加必要的消防设施。这个密不通风的临时仓库显然严重不达标。当务之急，是把所有拷贝清理一遍：开箱取出拷贝，倒一次片，让胶片通风透气；断片和已损齿孔进行修补剪接；箱体油漆保养，标上片名，登记造册。再选择符合条件的安放场所，切实进行保护。如果继续维持现有状态，后果不堪设想。

陈红龙说：“我们20多年耗巨资收集的珍稀电影遗存，既属于我们夫妻，也属于国家和后代。我们想千方百计保护好这些遗存，进一步开发利用这些资源，这也是我们愿意为‘康城老电影’无偿提供拷贝的原因。如今保护1.6万部老拷贝迫在眉睫，但已远超我们的能力。企盼文化部门和有识之士援手参与，共同做好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