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埠，西方人逐步带来了一些西式生活方式。

上图：清同治年间的洋泾浜。

上图：当年的四马路。

下图：1907年重建后的礼查饭店。

上图：（左）犹太难民纪念馆。

（右）当年，一对犹太夫妇买了上海生煎。

下图：国际饭店及周边建筑。摄影/李铭珅

他们审视上海乃至中国的眼光，不再是百年前的居高临下、带着对东方神秘主义的猎奇，而代之以欣赏，代之以融入，代之以对中文和中华文明的好奇。

记者｜阙政

1843年上海开埠时，登记在册的外国人一共有26个。现在，工作和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约有20万。180多年前，西方列强用枪炮炸开中国的大门，如今，上海多了“一带一路”的朋友。上海曾是冒险家的乐园，曾是远东第一城，曾是东方华尔街，是外国人竞逐的东方奇迹。眼下，海上传奇仍在以不同的方式继续……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当我们沿扬子江下驶访问上海时，我的上司、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爵士指示我，要我到上海各处巡视一番，寻找一个合适的居留地。”1842年秋天，后来的英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带着殖民者的野心来到上海。当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英方胁迫中国签订《南京条约》，开辟五口通商——每年有3000多只沙船进出的上海，被英国视作打开中国中部的重要港口。

如同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历史系教授毕可思（Robert Bickers）所说：“英国人最初以侵略者的面貌来到上海。”初来乍到的巴富尔想物色一块地设立英国领事馆，但几乎没有中国人愿意把土地租给他。直到1843年11月14日，英领馆方告成立，巴富尔出任首任领事，并与上海道台宫慕久达成协议，宣布上海于3日后正式开埠。

这一年，全上海登记在册的外国人一共有26个，他们之中，有领事，有商人，还有传教士。百多年后，上海作家程乃珊写道：“‘外国人’一词在沪语历史中应当可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最初出现在黄浦江边滩涂上，那由怡和、义记等十一家洋行所建造的二三层带阳台走廊的欧式建筑里，有26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这也奠定了上海话中的‘外国人’的范围，主要指欧美白种人，而韩国人、菲律宾人、日本人，包括犹太人、白俄等，上海话就以其国籍直称之，而不大用‘外国人’一词通称。‘外国人’在沪语中，隐隐带着一种权贵、富有的意思。大约就因为那最初的26个口含雪茄、洋装笔挺的外国人，是以那样一种居高临下、反客为主的姿态站在阳台上眺望黄浦江的风景，看在上海人眼中，自负又咄咄逼人。”

在周兵执导的纪录片《外滩》中，上海人对这群初来乍到的金发碧眼者充满好奇，他们爬上树去围观，现场甚至有人卖票。但他们也知道，这些“洋鬼子”存心不良。开埠仅三天后，一个水兵在黄浦江边打野鸭，误伤中国男童，华洋共处矛盾频发，巴富尔遂要求划出县城北郊的黄浦滩，作为外国人居留地。1845年11月29日，上海道与英国领事签订《上海土地章程》，正式承认从“洋泾浜”（今延安东路）至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之间的外滩，作为英国人居留地——上海的第一块“租界”，就此形成。当时的外滩，还是一片滩涂，散落着坟冢。

巴富尔预言：“至少一个世纪内，英国的命运，与中国的长江之滨联系在一起。我们的政策是迅速支配这条大江，这样就能强迫中国政府接受公平居住的条件，以稳定我们的商务关系。”

后来，上海又建立了美租界、法租界。据史料记载，19世纪50年代初，上海有人口52万，而外国人总数约500。由于华洋隔离政策，上海人住县城内，外国人住城外，无甚交集，500多个外国人自娱自乐，社区发展缓慢。但很快，小刀会起义蔓延到上海，导致县城内多达2万居民逃往租界避难。华洋隔离迅速变成了华洋杂处，外国人也立马找到了他们的生财之道——反客为主，租房子给中国人。他们按照伦敦工业区工人住宅的样子，一栋栋、一排排造了800栋房子——这就是上海最初的“弄堂”。

与此同时，外国人还控制了海关，以代收关税为名，大举敛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一时间，全球重要港口都开设了上海航线，上海因此成为新的运输网络的龙头。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张忠民说：“太平洋，大西洋，无论是走哪条航线，可以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外国轮船远洋航运经营的总部是在外滩。由外贸所带动的内外贸易的一体化，促成了整个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带动了贸易、金融、房地产、商业等等很多行业的兴起和发展。”

到19世纪末，上海成了远东知名的“冒险家乐园”，无论你是坐着旗舰来，还是划着舢板来，这里总能创造奇迹。

《申报》总编黄协埙在《淞南梦影录》里记载了当时的“西人总会”风貌：“沪上法总会在法大马路，英则在四马路东首。每值安息之期，怒马高车，如云而至。簪裾冠盖，座上常盈。或打弹子以消闲，或弹风琴而奏曲。或杯邀红友，别寻酒国之春；或几倚青妃，共索花间之句。以至围棋蹴鞠，跳跃高歌，任意嬉娱，毫不拘检。唯华人之寓沪上者，虽意兴飞扬，终不能问津而至。”

彼时，虽然租界的税收多由华人供给，但上海的租界机构内没有华人，外国人俱乐部也不接受中国会员。不过，头脑灵光的上海人也在从中寻找机会——他们很快适应了西人带来的电灯、电车、自来水，也接受了前所未闻的金融体系、保险业务，乃至开始学习西化的生活方式。

程乃珊说：“上海人对外国人的感情是复杂的。我们对外国人的认识，始自鸦片战争。但外国人同时又带入花花绿绿的、很配上海人爱新鲜的胃口的西方文化：大到开马路，铺电车轨道，造高楼、洋学堂；小到无线电、缝纫机、咖啡酒吧、电影院……面对这五彩缤纷的西洋镜文化，上海人不得不慑服于欧美列强的国力和科学。当然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感情，今天我们称为崇洋。”

法国城、俄罗斯社区、小维也纳

“纽约有华尔街，那是美国的金融中心。上海也有‘华尔街’，也是金融集中的地区，有成林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交易所；也有矗立云霄的大厦，凸肚子的银行老板，发光的金条，成捆的钞票，在我们乡下人眼中，这是‘高山仰止’的天堂。有一天，招商局总经理和我说到招商局的故事，他说：‘你看见汇丰银行门口的大狮子吗？狮子大开口，它就把招商局整个吞下去了！’”

著名报人曹聚仁在《上海春秋》里写到的“上海华尔街”，正是如今有着“万国建筑博览群”之称的外滩。整个上世纪20年代，上海外滩就像是一个巨型工地，大量外资金钱涌入，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1923年落成的汇丰银行大楼为当时最高建筑，高7层，耗资1000万元，被誉为“从苏伊士运河到白令海峡间最华贵的建筑”，而汇丰银行落成后，仅仅两年所赚的钱就足够再盖一座这样的高楼，可见有多么一本万利。

为利起早，各国洋行火速入驻外滩，如曹聚仁所述：“英商的除了狮子大开口的汇丰以外，有麦加利、有利、大英三家；法商的有东方汇理、中法、工商；日商的有正金、台湾两家；美、比、荷商的有友邦、华比、荷兰各家；比法合办的有义品一家。从九江路折入，有金业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本国银行有华侨和聚兴诚两家；外国的有美国的花旗、大通、运通，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朝鲜，荷兰的安达，德国的德华等九家……”

受欧战和本土政治影响，许多富商也开始将核心资产转移到安全性更高的上海，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被上海人称作“翘脚沙逊”的巴格达犹太富商大卫·沙逊（David Sassoon）及其家族。早在1845年，沙逊就离开了政局混乱的英属印度，在上海建立洋行，贩卖鸦片、投资房地产。中国政府禁烟后，1931年，他的孙子维克多·沙逊又从印度杀回上海，接着炒地皮，利润堪比贩毒——南京路的地皮在刚开埠时每亩作价不足5两，到1930年时已暴涨到35万两，翻了7万倍之多。一直到抗战前，外滩共有28栋10层以上的高楼，其中有20%都属于沙逊家族。

不独是富豪赚钱圣地，上海的十里洋场圆了许多人的淘金梦。根据美国经济史学家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G. Rawski）的计算，从1912到1927年，上海的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15%，这波工业化浪潮带来的高增长率，此后只有解放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改革开放可以比拟。

美国作家爱狄·密勒（G. E.Miller）在《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中写道：“中国是一个优待外国人的乐园，而上海更是这个乐园中的乐园。到这里来的人，没有一个不尽量享用着那些特权。你可以任你的意来规定资本的数额，制定公司的章程，和经营你的正常的或者特殊的贸易。当局绝不会来调查你的业务，控制你的活动，或者干涉你与公众的交道的。这里没有铁板面孔的法律，没有各式各样的捐税，没有任何的拘禁。所以随便什么计划，此地都行得通。”

程乃珊也说到当时普通的外国人：“在老家他们可能只是一个平头百姓，没爵位，没学位，没钱财，出路狭隘。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却因旧上海的崇洋心理，只要脑子灵，就可路路通，是上海给了他们机会和施展身手的平台。他们在上海租界安居乐业，享受着在他们老家只有贵族、有钱人才能享有的种种特权。”

曾在上海旅居多年的《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约翰·本杰明·鲍威尔（John B.Powell）后来将自己的在华经历写成了一本《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书中提到，他刚从美国前来时下榻礼查饭店，后将妻女和妹妹也接来上海。“我刚到上海时，上海的美国人还很少，不过几百名罢了。后来，大量美国人在中国创设公司。于是，美国居民逐渐增多，美国人的社会活动随之得到相应的发展。这里的居民大多是首次来华的美国年轻夫妻。虽然环境不堪，但是在这里过得非常舒服。在美国时，这些太太既要一个人照顾孩子，又要为家务事操劳。来到中国，美国太太们意识到仆人随时恭候，她们感觉轻松了许多。在家里，我雇佣了五个人，其中包括一个厨师，一个打杂的，一个工人，两个女仆，家人管女仆叫阿妈。”

来上海的美国年轻人，有的就职于领事馆，有的在商务厅办公室里当助理，还有的为上海的美国公司工作。二战前，最多的时候，上海已经有了十多万常住外国人口。鲍威尔还目睹了另一个外国人群体：白俄的流亡——由于当时到上海不需要护照和签证，大批白俄难民蜂拥而至。“这些前来上海的俄国人或坐火车，或乘轮船，不过大多身无分文。那时，从俄国到上海的火车很多，轮船也比比皆是，俄国人可以坐任何一辆火车，搭乘任何一条从北边来的轮船前往上海。这些前来上海的俄国人，贫贱至吉卜赛乞丐，高贵至沙皇贵族，囊括了俄国社会各个层面的人物。”

到1930年，上海的白俄数量已经达到万人规模。“当时俄国人在上海影响颇大……屹立于上海的俄国教堂已达到12座，其中不乏宏伟壮观的。”最初，上海的慈善机构在部分市区广泛地设立施粥场，让这些俄国亡命徒不至于因长期忍冻挨饿而丧命。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蜂拥而至的俄国逃亡者并没有长期成为上海市的负担。相反，他们在上海有了立足之地，而且迅速站稳了脚跟”。

有些富裕的俄国人变卖珠宝，在上海住着豪华旅馆，过起了奢靡的生活；有些商人依然开店做生意，从杂货铺、时装店、美容店、女帽店到俄罗斯饭馆，琳琅满目无所不包，直到把“罗宋汤”都变成了上海菜的代表作；而哥萨克士兵则去给人当门卫当保安，“在俄国亡命徒的努力下,他们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上海的西方白领和中国人无不对他们刮目相看。”

金宇澄小说《繁花》里写：“阿宝十岁，邻居蓓蒂六岁。两个人从假三层爬上屋顶，瓦片温热，眼里是半个卢湾区，前面香山路，东面复兴公园，东面偏北，看见祖父独幢洋房一角，西面后方，皋兰路尼古拉斯东正教堂，30年代俄侨建立，据说是纪念苏维埃处决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打雷闪电阶段，阴森可惧，太阳底下，比较养眼。”这座“洋葱头高高低低”的蓝色圆顶东正教堂，也是当时白俄生活所留下的遗迹。2010年世博会前后，上海文艺出版社曾出版过“上海的外国文化地图”书系，多达8册，囊括美、英、法、俄等多国，可见异国文化曾为上海增色不少。

到二战时，上海又一度成为犹太难民的庇护所。在今日虹口的犹太难民纪念馆，你可以看到一面墙上镌刻了13732个曾经居住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名字，这是世界上唯一一面以“拯救”而非“死亡”为主题的名单墙。从1933到1941年，上海先后接纳了至少1.8万名来自德国及德占各国的犹太难民。身无分文的犹太难民在抗战期间很难找到正式的工作，只能到处打零工干杂差，送煤球，修电器，烤面包，卖报纸，什么都干。还有的自己开了杂货店、面包店、药店、水管铺、锁匠铺、女帽铺、裁缝店。1939年以后，随着战火渐渐远离上海，犹太人开始经商办实业，还在提篮桥附近开设了许多具有中欧风情的咖啡馆、酒吧和餐厅，成为远近闻名的“小维也纳”，直到二战结束才陆续回归故土。

一位曾在上海避难的犹太人写道：“虹口人民他们承受着比我们更多的苦难，但他们却对我们的遭遇万分同情，这是我一生中最让我觉得神奇的事情。怎么会有人过着比我更艰辛的生活却仍能对我的遭遇感到难过并与我友善？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童年的心灵始终都留驻在上海……我充满感激的心永远留在中国并世代留存。友善地对待需要帮助的人是人类的一种胜利。”

陈丹燕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中描述：“上海的确像一个睡狮，一旦醒来，就充满活力，连空气里都有机会的气味。上海又像一条家狗，对自己认同的人非常亲切慷慨。”

从他城，到我城

改革开放后，上海的马路上慢慢又能见到外国人了。“他们可以找到六十年以前长辈从上海带回去的明信片，宽阔的外滩，沿江而立的雕像，就像波罗的海沿岸的城市。在家乡的日子里，他们就隐约听到过上海欧洲人的传奇故事：在上海发了财，在上海遇见了心爱的姑娘，在上海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奋斗的机会，在上海过上了高人一等的生活。甚至还有只凭着一张欧洲人的脸和一个贵族头衔，可以在上海最豪华的饭店里白住，在上海最美味的餐馆里白吃，而没有人怀疑这个人是否付得清账单，直到几年以后东窗事发。虽然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可听上去还是让欧洲人舒服，像是有个喜剧等着你似的。”陈丹燕写道，“上海真的是个奇特的城市，当这里的大楼里云集着谋生的外国人，它就是在发展，当在它的街道上只能看到一个金发旅游者端着亲王的架子时，它就没落了。”

这一次，外国人不仅仅是来上海旅游的。“欧洲人重新找回多年以前他们爷爷这一辈发过财的城市，一个个，一群群，又拎着各种各样的皮箱来到上海。”

在《激荡三十年》里，吴晓波写道：“1979年对中国来说，是经济细胞的复苏之年，各种现代经济的元素开始被一一启动和复用。在上海，3月15日的《文汇报》上刊出了第一个外国品牌的广告，捷足先登的是瑞士的雷达牌手表，同一天，雷达表还在上海电视台播出了第一个电视广告，由于时间和操作上的原因，这条广告片甚至是用英文解说，只是配上了中文字幕，虽然当时中国懂英文的人并不多，但是在三天内，到黄浦区商场询问这个品牌手表的消费者超过了700人。”

美国《时代周刊》为中国打开国门而大呼小叫，而《经济学人》已经在思考更深层面的事情，“他们大胆地预言，尽管从眼前看，中国需要大量的进口，这将刺激工业发达国家的生产，但是长远而言，‘洪水猛兽般的中国出口品会成为必然’”。

“1990年2月，专程南下到上海过春节的邓小平提出要开发浦东。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浦东开发政策的确立，让上海再度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龙头，其长远效应可谓巨大。”吴晓波写道，“从1990年到2004年，浦东的GDP从区区60亿元增加到1790亿元，浦东以上海1/8的人口、1/10的土地面积，创造了上海1/4的GDP和工业总产值、1/2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和1/3的利用外资总额，等于在15年里再造了一个上海。”

2013年春天，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浦东成立，同年秋天，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今年，自贸区和“一带一路”都已诞生十周年。在上海自贸区，“一带一路”多层次贸易、航运、金融和投资网络已经构建并铺陈开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公司将总部迁往上海。

曾经，1984年11月10日注册的3M中国有限公司是改革开放后在上海成立的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不久前，新华社采访了3M如今的大中华区总裁斯蒂芬·谢弗——他给自己取了中文名字“谢思明”——谢思明说，上海吸引他的不仅是营商环境，还有这座城市越来越便捷的生活环境。2021年，上海陆续推出的两季《老外讲故事》中采访了百余位来自全球的中国企业的外国员工，总点击数以10亿计。从采访内容来看，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舒适的生活环境，已然成为老外选择上海的“共识”。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上海的城市精神正在吸引和180年前截然不同的外来者——他们审视上海乃至中国的眼光，不再是百年前的居高临下、带着对东方神秘主义的猎奇，而代之以欣赏，代之以融入，代之以对中文和中华文明的好奇。在社交平台上，时常能看见骑着自行车city walk在梧桐区的美国人，用中文教中国人烧上海菜饭的法国厨师，还有疫情期间为中国邻居送口罩的印度人。百年前的外国人来上海，主打“捞一票就走”，而现在，他们更想成为这个卓越城市的一分子。

11月5日，第六届进博会如期而至，“新时代共享未来”，是国人的未来，也是不断扩大的外国人朋友圈的未来。生活在上海的20万外籍人士，正在继续书写属于他们的海上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