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里的紫禁城远景。

修复中的圆明园同乐园建筑群样式雷烫样文物。

钟鼓楼作为北京中轴线北端的地标建筑，地处北京老城商贸街区之中。

以明清皇宫修建为例，其实建造工艺并非当时最复杂工巧，相反一些地方建筑受到皇权等级制度限制，不能采用故宫这样皇家建筑的高级色彩，更愿意通过一些极致的雕刻来“炫耀”自身建筑技艺。因此在他看来，中轴线上的古建筑群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建筑彼此之间的关系，共同反映出一种中国古代追求的以皇权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记者｜王仲昀

7.8公里长的北京中轴线，浓缩了北京城厚重的历史脉络。这条中轴线是北京老城的核心区域，是750余年历史留下来的时间折痕。

从建筑角度看，全长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北起钟鼓楼，向南经过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南至永定门；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东西对称布局于两侧。依据《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规划（2022年—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这15处建筑及遗存是中轴线遗产构成要素。

在15处建筑中，大部分都是经过岁月洗礼的古代建筑。这些古建筑既包含了故宫这样的古代皇家宫苑，也有社稷坛、天坛等古代礼仪祭祀场所，还有由北到南依次分布的城门。

这些古建筑的修筑，既是皇家权力的体现，也凝结着能工巧匠的智慧。起始于元大都，延续至明清，刘秉忠、阮安、蒯祥、样式雷家族以及众多没留下名字的一代代匠人，可谓是接力完成了一场空间与时间的串联，亦为后世留下丰厚的建筑遗产。

能工巧匠，各显神通

如今很多人提到北京中轴线古建筑，熟悉的是明清时期作品，而它们的基础要追溯到元大都。具体到城址选定，中轴线的指向以及街坊胡同布局等，都是刘秉忠奉旨建设元大都时奠定的。要理解中轴线古建筑，必须要回归到它们当年修筑之初的功能设计。

至元元年（1264年），刘秉忠拜光禄大夫、太保，领中书省政事。正是这一年，刘秉忠提出了定都燕京（今北京）的建议。燕京原有金朝的中都城，但受战争破坏，已近乎废墟。

从至元四年（1267年）开始，忽必烈决定放弃金中都旧城，以旧城东北郊外原来金建有离宫的湖泊地带为中心，重新设计建设新都，也就是元大都。而主持元大都规划建设的人，正是刘秉忠。

元大都规划设计中最为关键的一点，便是确定了“中心台”。据《析津志》记载：“中心台，在中心阁四十五步，其台方幅一亩，以墙缭绕，正南有石碑，刻曰中心之台，实都中东南西北四方之中也。”刘秉忠通过精准的测量和布局，将中心台作为全城的中心标示出来，这在历代城市规划中尚无先例，充分反映了当时测量技术在城市建设上的高度运用。

在确定中心台之后，刘秉忠以此为基点，向南至大都丽正门外第三桥南的“独树将军”，定出了南北向贯通全城的中轴线。

在刘秉忠以外，元大都的选址规划和建设运行还有一人无法忽视——郭守敬。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刘涤宇副教授接受《新民周刊》采访表示，郭守敬之于元大都非常重要，因为他疏通了当时北京城的水系，让大运河得以直接通至皇宫后门。

元大都的中轴线，从南到北贯穿全城，南自南垣正门丽正门，向北直抵北垣正门。这条中轴线不仅仅是一条简单的城市规划线，在当时更是元大都的灵魂脊梁，撑起了整个城市的布局和秩序。

放眼北京中轴线的千年规划演进，元大都的中轴线规划也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成为之后明朝的中轴线前身。

明朝永乐五年（1407年），明成祖朱棣下诏要以当时皇室居住的南京皇宫为蓝本，兴建北京皇宫。同一年，南征大军将领张辅从交趾带回一些长相秀美的童子，被送入宫中充作内侍。明成祖对其中的优秀者进行教育培养，其中有一人名为阮安。

阮安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很快就得到了明成祖赏识。明成祖在位期间，阮安曾奉命规划北京城池宫殿及各官署的营造。差不多同一时期，来自苏州府、精通木工的蒯祥，应召前往北京城，被任命为“营缮所丞”（设计师兼工程师的职务）。据《康熙吴县志》记载，蒯祥以“能主大营缮”担负起营建承天门（即天安门）以及明皇城的重任。不过有学者考证，蒯祥进京时是永乐十五年（1417年），而明皇城的修建此时已进入到后期阶段，蒯祥只能算作故宫的“建造师”，并非“设计师”。

蒯祥被后人提及更多的，主要还是他负责设计和统领了承天门的建造。这座皇城正门，由城楼和城台两部分组成，有汉白玉石的须弥座，总高34.7米。城楼为中国传统的重檐歇山顶建筑，斗拱为中国传统木构架体系中独有，是斗形木弓形横木组成的具有翘、昂、拱特点的木制构件。清朝顺治八年（1651年），承天门更名为天安门。

正统元年（1436年），明英宗面对防御外敌压力，决定加快城池建设，命阮安等人率军夫数万人修建城垣。阮安主持的工程，以修建京师九门城楼为起始点，其中包括今天人们见到中轴线上的正阳门。从正统二年（1437年）正月开始，一直持续了4年。整修之后的京城周长22.5公里，基本呈方形，西北缺一角，被附会为女娲补天“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之意。阮安主持的改造工程，不仅使内城城墙愈加坚固，更改变了整个京城的景象。瑞典学者喜仁龙（Osvald Siren）在他的《西洋镜：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中赞叹道：“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辽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

提到北京中轴线古建筑的修建，清朝样式雷家族也是无法忽略的。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祖籍江西省南康府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县）的工匠雷发达接受清廷招募参加北京皇宫营造。从雷发达起，在此后长达二百多年的时间里，雷家共有八代几十人供职于清廷皇家建筑机构（样式房），负责各类皇家建筑的设计和图样绘制工作，其中包括中轴线上的天坛。因此，后人尊称雷家为“样式雷”。

在历史进程中，刘秉忠、阮安、蒯祥、样式雷家族等人，成为元明清三代修建北京中轴线古建筑群的核心人物。不过刘涤宇告诉本刊，古代王朝皇家工程的“设计师”，与如今公众理解的“设计师”有所不同，“古代工匠的‘工具人’属性比较明显，他们会参与规划，但是更多的是负责管理工匠”。

礼仪秩序，深藏其间

纵观中轴线上15处古建筑，造型功能各异，也历时不同朝代修建。如今将它们作为整体审视，又透出怎样的中式美学？

刘涤宇告诉本刊，以明清皇宫修建为例，其实建造工艺并非当时最复杂工巧，相反一些地方建筑受到皇权等级制度限制，不能采用故宫这样皇家建筑的高级色彩，更愿意通过一些极致的雕刻来“炫耀”自身建筑技艺。因此在他看来，中轴线上的古建筑群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建筑彼此之间的关系，共同反映出一种中国古代追求的以皇权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每一处中轴线上的建筑，都扮演了一种整体秩序中的得体角色。故宫的宏伟，并非一种无节制的宏伟，而是要通过它周遭的建筑来衬托。走在故宫之中，经过一个大院，可能下一个院落就会小一些，这种尊卑是在对比中实现的。”刘涤宇说道。

关于这一点，林徽因曾在《中国建筑常识》中表示：“中国建筑的美观方面，现时可以说，已被一般人无条件地承认了。但是这建筑的优点，绝不是在那浅现的色彩和雕饰，或特殊之式样上面，却是深藏在那基本的，产生这美观的结构原则里，及中国人的绝对了解控制雕饰的原理上。我们如果要赞扬我们本国光荣的建筑艺术，则应该就它的结构原则，和基本技艺设施方面稍事探讨；不宜只是一味的，不负责任，用极抽象，或肤浅的诗意美谀，披挂在任何外表形式上，学那英国绅士骆斯肯对高矗式建筑，起劲的唱些高调。”

具体来看，有学者指出，北京中轴线一系列标志性建筑的单体设计，均巧妙运用了基于规矩方圆的构图比例，从而获得了大范围的整体和谐。

美国城市规划学者埃德蒙·培根关注到北京古建筑规划的比例关系，他在《城市设计》一书中赞叹道：“北京古城的规划可能是绝无仅有的规划，它可以从一种比例放大到另一种比例，并且任何比例都能在总体设计方面自成一体。”

如果说培根的上述论点是基于规划师直觉的感性认识，那么傅熹年则对北京中轴线标志性建筑设计的比例关系进行了理性分析与数据计算。在总平面规划方面，傅熹年指出，由大明门至景山段后二宫的进深为基本模数而进行规划。

另外采访中刘涤宇提到，以故宫为例，“规格最高的建筑会采用重檐五殿顶设计，规格稍微次一些，也可以是五殿顶，但开间数就会少一点。譬如太和殿是11开间，那么后面的建筑可以是9开间、7开间。这些设计细节，都服务于当时强调的世界秩序”。

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文本团队负责人吕舟此前介绍，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群以南北向居中道路为骨架，连接起宫殿、苑囿、坛庙、市肆，左右均衡对称。天安门、端门及故宫，钟鼓楼及周边商业街市，共同构成了“面朝后市”的空间格局；太庙和社稷坛，遵循了“左祖右社”的礼仪规范；其上道路的走向、尺度，建筑的大小、高度、色彩、装饰等均体现了《考工记》所强调的礼仪与秩序。

长达7.8公里的中轴线上，各类建筑因为所处位置环境、功能与重要性的不同，形成对建筑形制、尺寸、装饰、材料与色彩的差异化设计。“在和谐统一的整体性中蕴含着变化与对比，均衡包容之美由此而生。”吕舟说。

作为整体的保护

北京中轴线古建筑的修筑并非一朝一夕。对于这些古建筑的保护，同样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早在北平和平解放前，梁思成曾给到解放军一个清单，包括了希望保护的、不能在战争中损坏的建筑。这个清单中，就有故宫等中轴线上的古建筑。新中国成立以后，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宫和钟鼓楼在当时已经被列入保护名单。

北京市从2011年启动了中轴线的申遗工作。过去几年时间里，以中轴线申遗保护为牵引，一些修缮工程相继启动。整体来看，北京市已经亮出一组中轴线古建筑保护“成绩单”：完成了对太庙、社稷坛、天坛、景山等一些中轴线沿线上的重点文物的腾退工作，修缮开放了景山寿皇殿建筑群，先农坛和景山内一批文物建筑得到整体保护修缮，贯通了北京中轴线南段景观。

故宫博物院前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长期关注中轴线保护。在他看来，对北京中轴线的保护，既要对个体文物进行保护，也应将中轴线视为整体。

刘涤宇认为，保护北京中轴线的古建筑，既要保护好建筑本身，也要关注到对于整个城市而言，古建筑群共同营造出来的秩序具有非凡的意义。假如只是保护好这些中轴线上的古建筑，但是古建筑附近都建造起现代化高楼，让人站在古建筑中有一种被包围的感觉，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在城市当中的地位需要被尊重。

“从这一点来看，目前北京已有的实践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如今我们到故宫参观，走在故宫里，你是看不到任何外面其他建筑的轮廓。作为古建筑，它在这座城市中强调的秩序感，没有受到挑战。”刘涤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