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遗保护，神形兼重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上最为古老的桥梁，至今承担着交通功能。

大运河扬州段的遗产保护让周边民众获得幸福感。图为江苏省扬州市，航拍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风光。

中国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提出“文化遗产既要有形又要有魂”，即历史文化遗址既要有其物质层面的遗存又有精神层面的存在。他以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为例说明：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如果只有故宫、颐和园、天坛而没有京剧、相声、景泰蓝，就会只有外形而缺少灵魂。

记者｜王煜

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已经位居世界前列，未来或许会跃居第一。在数量增长的同时，人们也越来越关注如何真正地做好遗产的保护。

“申遗成功之时，遗产保护的新一轮挑战才刚刚开始，而且可能变得更艰巨。”这已成为很多业界人士与公众的共识。

多年以来，中国在世界遗产保护方面积累了哪些关键经验，还面临哪些挑战？

完善立法，落实保护

立法保护，是将世界遗产保护的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形成制度，上升成为法律规定。世界遗产保护的立法，让该项保护有了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是更高水平的起点。

同时，根据联合国《世界遗产公约》及《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说明：遗产保护管理状况是评估其是否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及已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是否持续表现突出普遍价值的重要方面；而是否具有长期、充分的立法、规范，正是衡量遗产地保护管理状况的具体表现。

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采用属地保护原则，各地都为本地的世界文化遗产制定了专项保护立法，并且发挥了关键作用。以北京中轴线为例，申遗过程中的2022年5月25日通过的《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就是针对中轴线保护的专门立法。

中轴线已是目前北京的第8处世界遗产，当地在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资源颇有传承。2004年，《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制定；2019年，《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通过，在当时反响很大，备受关注；2021年，《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又得以制定，对传承城市历史文脉、改善人居环境、统筹协调历史文化保护利用与城乡建设发展都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些都为《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制定与实施进行了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办副主任胡姮在受访时坦承：在立法阶段时，他们也有些担心条例中对北京中轴线保护的体制机制和措施的一些具体条文会成为“宣示性”的规定，有一些条款或将面临难以有效实施的情况。而在现实中，他们做到了对标国际标准、发挥央地协调的机制、保障了法规的实施。

她表示：在中轴线申遗保护的过程中，除了条例本身，当地还制定实施了《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规划（2022年—2035年）》《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三年行动计划》，完成正阳门、太庙、鼓楼等一批重要文物建筑修缮，取得了正阳桥、南中轴路遗址等一批城市考古新发现，建立了遗产价值展示体系和监测预警系统。钟楼、万宁桥、天坛神乐署、正阳门箭楼等文物的修缮完成，还同步开展重点文物日常保养维护。景山、太庙、社稷坛内住户腾退完成。

北京市人大在2023年对《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执法检查中，凝聚民意，推动了多方面问题的解决。例如，完成了钟鼓楼紧邻地区第五立面品质提升，地安门派出所降层、地安门外大街与前门大街建筑立面治理、绿化景观、夜景照明等项目。他们还加大对腾退文物建筑的保护力度，推动符合条件的文物建筑对外开放，优化老城居民生活环境。

中国的另一处世界遗产中国大运河的扬州段，在申遗成功以来的10年里，同样以立法保护为有效手段，将单纯的对运河本身的保护，拓展为系统推进沿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扬州制定出台了《扬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有机更新总体方案》、八项专题行动方案，并制定了《扬州市古城保护条例》《扬州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并切实落地实行，为古城、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生命力的不断涌现，提供了制度保障。

将视角放到国家层面，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层面与世界遗产保护密切相关的有《文物保护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但关于该领域的专门立法，只有原文化部2006年出台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立法层级较低，对全国各地的世界遗产保护立法的统领性不够。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王云霞表示：世界遗产的保护范围很大，遗产区和缓冲区中可能包含许多周边居民的生活区和农田，而且不少遗产的构成要素很复杂，既涉及物质文化遗产，也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一些新型世界遗产属于活态遗产，比如“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红河哈尼梯田”等，它们对保护要求很复杂，保护的方法与一般的文物保护方法有所不同。针对这些情况，现有的《文物保护法》等已经显得有些不够用了。

因此，不少业界人士提出，在国家层面上，我们应该有更高位阶的世界遗产保护立法，明确规定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基本思路与要求，为各遗产地的地方性世界遗产保护立法提供依据。在法律界，已有学者提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遗产保护法》的必要性及详细的立法构想。

遗产保护，走进生活

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开展到今日，实现广泛的公众参与已成为许多遗产点的显著特点。同样，公众参与和遗产保护惠及民众，也是评价遗产保护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

2024年5月，北京建筑大学与马来西亚拉曼大学联合主办“一带一路”建筑遗产国际短期课程项目，两校70余名师生聚焦北京中轴线，共同对北京建筑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实地参观学习。

两校师生实地踏勘了北京中轴线古建筑群，对其时代发展脉络、建筑类型及细部等有了全面认知和深刻理解，最后决定选址永定门公园——南中轴的起点开展创意设计。

在设计团队看来，中轴线是皇家威严的典范，随着时代变迁和城市发展的需求，严格的形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以适应现代社会多样化和开放性的需求。因此，两校作品的设计以椭圆形为母题，采用非对称形式，以建筑与环境的图形反转生成建筑，增强公园的标志性和视觉吸引力。采用覆土形式，将原本的建筑消隐于轴线之上，创造和谐宜人的公共空间。他们希望通过新的设计理念和功能，使中轴线更加贴近市民生活、提升区域活力、实现历史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他们的设计作品，申报给了2024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大赛的“老城复兴”赛道，该赛道聚焦北京中轴线遗产区与缓冲区内的历史建筑保护更新与活化利用，共征集到中外高校的347个作品，参与师生达1700余人次。

今年的大赛还有“创意表达、使者达人、乐游中轴、中轴纹样、美好生活”5个赛道。大赛从2021年就开始举办，总计吸引41万人次参加，辐射人群超2亿人次，已经成为拉近中轴线与民众生活距离的重要载体。

《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也特别强调公众参与，条例专设“传承利用和公众参与”一章，明确了遗产保护的公众参与机制，作出了多项具体的规定。比如，要求统筹推进国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采取不同形式向公众开放；鼓励支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北京中轴线保护的教育教学活动；鼓励北京中轴线保护区域内的居民开展民俗文化活动。条例还明确，北京中轴线保护机构要建立与保护区域内居民的日常沟通机制，听取对遗产保护与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底，全国首个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公众参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支持引导机制（试行）》出台，明确了所有公众都有保护北京中轴线的责任和义务。

2024年初，首批30名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监督员上岗，他们都是以公益方式自愿参与遗产保护，为文物保护部门提供了有益补充。

在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副院长黄杰看来，过去的世界遗产保护容易陷入“为保护而保护”的误区，让保护变成了只是相关机构部门的少数人的事。如今，这样的情况已经大有改观。

在中国大运河的扬州段，以运河三湾为典型代表的生态修复工程，让周边民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善，获得了满满的幸福感；同时，维持“一河清水向北流”的努力，让这份获得感辐射到了当地以外的更为广阔的地区。

在今年6月“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纪念日”前夕，黄杰收到了一份厚厚的书稿，名为《回望邗沟——扬州运河保护（2000—2024）》的这本历史著作，是当地的一名退休中学教师和在职记者自发撰写。他说，像这样的关心大运河、助力大运河的热心人，在扬州还有很多，并且越来越多。

“20年之前，你去随机问一个扬州市民，他可能很难意识到脚下之地与大运河的联系，更不用提‘世界遗产’。但经历了10年申遗和申遗成功之后的10年，这里的很多人都已经感觉到，他能真实地触摸到大运河，也能轻松地为保护世界遗产出一份力。”黄杰说。

世遗非遗，融合相生

从20世纪50年代埃及阿布辛贝神庙的迁移开始，全人类在共同保护世界遗产的议题上逐渐形成共识，1972年联合国颁布《世界遗产公约》。但直到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人们才又清醒地意识到，在有形的文化遗产之外，还有一种无形的文化遗产存在，并且同样值得保护。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松浦晃一郎提出了“口述与无形人类活动观念的遗产”的概念，2003年10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正式问世。2004年，中国加入该公约，成为最早的缔约国之一，至今年恰满20周年。

彼时，中国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提出“文化遗产既要有形又要有魂”，即历史文化遗址既要有其物质层面的遗存又有精神层面的存在。他以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为例说明：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如果只有故宫、颐和园、天坛而没有京剧、相声、景泰蓝，就会只有外形而缺少灵魂。

在文化学者、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罗杨看来，本世纪以来中国广泛开展保护古村落的实践说明，如果仅仅保住了古村落的民居建筑等历史风貌而不重视其传承久远的民风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那么村落即使得以保护下来了，也不是活态的村落。只有把世界遗产作为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达到真正保护它们的目的。

诚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学术概念的提出，其本意是强调其不依赖物质的形态而独立存在的文化现象；但在实践中人们不断发现，文化遗产中的物质与非物质的状态交汇融合、难解难分。

那些隐性的手工技艺最终都离不开显性的物化的呈现，这很容易理解：剪纸最终要在剪刀和纸张上表达，书法必须在作品上呈现，节日的习俗仪式也要依托于物化的规范——春节得有春联、饺子，正月十五少不了灯会、元宵，端午如果离开龙舟、粽子肯定让人觉得不正宗。

罗杨举例说：像故宫、颐和园等以木结构、榫卯技艺为主体的园林宫殿，如果只留下了有形的建筑形式而丢失了非物质性的营造技艺，那么当今之人就难以实现对古建筑的正常修缮和维护，使之无法长久延续，也就谈不上有效的保护。反之，如果缺少了有形建筑的承载，非物质性的营造技艺也会因为没有真实的施展之地，而慢慢失去鲜活的生命力。

在他看来，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永远是交相辉映的。“万里长城是体量最大的物质文化遗产，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象征，是有形的物质承载着无形的精神。如果孟姜女的故事没有了屹立的长城就很难让人产生‘思古之幽情’的联想，失去迷人的魅力；愚公移山的传说脱离了太行山的存在则会索然无味；一旦中华大地上那些巧夺天工的赵州桥、应县木塔等古遗址不复存在，鲁班的故事将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没。”

“既要保护好物质文化遗产，也要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让这些文化遗产‘活起来’。所谓‘活起来’，就是让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进入到人民的心中。”时任原文化部部长的雒树刚曾在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上做出这样的表示。

显然，打通“世界遗产”与“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保护壁垒，让二者更好地融入民众的心中、成为民族文化的厚重组成部分，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