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图：田聪明（左）和吴孟辰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活动中。

上图：《狮子王》的引进为中国儿童电影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左图：1996年8月15日，美国影片《勇敢者的游戏》首映式在上海影城举行，两位美国小影星也来到上海与观众见面。左起：王佳彦、布莱德利·皮尔斯、克尔斯滕·邓斯特。

下图：《勇敢者游戏》多年后又出新篇，主演巨石强森来到中国与粉丝搞怪合影。

右图：单露露与他所画的《黑狼的嚎叫》海报。

右图：单露露绘画的《雨中曲》海报。

右图：《超人》幕后。

左图：《沉默的羔羊》剧照。

上图：编剧王策因为喜欢好莱坞电影而入行。

改革才能使中国电影进一步发展，在市场刺激下焕发新的活力。经历过“与狼共舞”的时代，中国逐渐形成院线制，产出自己的国产大片，也向好莱坞学习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走出一条电影强国之路。

记者｜阙政

1994年，以哈里森·福特主演的《亡命天涯》为始，我国拉开了每年进口10部海外“分账”大片的序幕，其中又以好莱坞电影为主。一晃30年过去，好莱坞电影入华30载，给我们的电影业带来了哪些变化？哪些曾是刺激？哪些又是启发？来听听亲历者怎么说。

中国电影公司前总经理吴孟辰：曾经国外片商叫我们“2万公司”

说到引进好莱坞大片的幕后功臣，吴孟辰可谓其一。90年代初，他是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书记和经理，一手将公司改制为全国首家电影股份制公司“永乐股份”，让文化发展也走上了市场经济路线。

1993年，国家启动电影体制改革，打破了“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模式，电影不再以拷贝销售数量计算盈利，而是与票房挂钩——此举在中国电影业引起了“大地震”。也是在这一年，熟谙电影发行业务的吴孟辰被调到北京，任命为中国电影公司经理。在时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主持电影改革工作的田聪明麾下，“第一个动作就是管理好中影的内部经营，解决三角债问题”。当年中国电影市场比较萧条，国产影片年产量还不到100部。

到了年底，内部经营调整得差不多了，又开始设计如何让中国电影市场与世界同步。有点年纪的观众也许记得，上世纪80年代，国内也能看到一些外国进口电影，比如《音乐之声》《魂断蓝桥》《红菱艳》等等。确实，在1994年分账大片引进之前，80年代初，中国内地曾以买断版权的形式进口过一批海外影片。吴孟辰还记得，当时买断的价格一般是2万美元：“国外片商叫我们‘2万公司’，因为当时就出得起这个价，所以愿意跟我们做生意的不多，肯给的也往往是很老的片子，电视台都播过几轮了才给你。”

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步伐加快，海外制片公司也慢慢感受到：改变正在发生。“1992年永乐股份在上海锦江小礼堂举行开幕典礼的时候，美国时代华纳的国际部主任也到上海访问。他感觉到中国真的在发生变化，文化领域也在改革开放了，于是马上邀请我去美国访问。”吴孟辰清楚地记得，那是1993年的5月，因为时差关系，他过了两个五一劳动节。在华纳，他与董事局主席见面，相谈甚欢，这为后来第一部引进片打下了伏笔。

1994年，国家电影局下发348号文件，决定由中国电影公司以国际通行的分账发行方式，每年进口10部“好电影”。在当时，“好电影”的标准被定义为：基本反映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基本反映世界电影艺术和技术最新成果的影片。

第一部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内地的分账大片，就是华纳出品的《亡命天涯》。此前，经过多轮谈判，吴孟辰争取到的分账比例是13.5%——全世界最低。

因为成功引进第一部海外分账大片，吴孟辰和华纳的同业还双双荣获新加坡颁发的国际发行奖，但他连奖都没敢去领，因为实在“得罪人”。当时有人责怪他：“你引进技术、引进设备不可以吗？为什么要引进影片？”

“困难肯定是非常多，每天就像被架在火上烤一样。”吴孟辰说。改革必然会动一些群体的奶酪，很多国内电影制片公司也曾激烈反对，认为好莱坞电影一进来，中国电影更没活路了。但吴孟辰的想法刚好相反：“改革才能使中国电影进一步发展，在市场刺激下焕发新的活力。经历过‘与狼共舞’的时代，中国逐渐形成院线制，产出自己的国产大片，也向好莱坞学习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走出一条电影强国之路。”

《亡命天涯》最终取得2500多万元票房，一鸣惊人。再接再厉，1995年，10部分账大片悉数抵达，几乎都与海外首映同年或次年，让中国观众“和世界同步”——与现在人们所想象的“好莱坞大片”不同，当年引进的10部分账片类型多样，有文艺片如《廊桥遗梦》，有动画片如《狮子王》，也有获得奥斯卡奖的正剧《阿甘正传》，奇幻类型的《勇敢者游戏》，当然动作大片如《真实的谎言》《纽约大劫案》也很受观众欢迎。

引进片对中国电影的帮助比想象中来得更快：动画片《狮子王》在中国引起轰动，观众站着看也愿意，吴孟辰特意将首映礼选在1500座的大影院，全部票款捐赠给中国儿童电影协会，用以支持中国儿童电影发展。

海外大片带来的经济效益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也随之开启了自己的大片时代：“2002年，民营电影公司获批，再加上全世界从电影制作到发行传播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胶片时代结束，数字时代开始——从前我们为什么电影院线要分一轮二轮？因为没有那么多拷贝。一部电影在上海地区能有10个拷贝已经算很好了，那么第一周最多只能给10家电影院用，哪怕是用‘跑片’的办法，跑片员驮着拷贝在相近的电影院间奔走，也就十几家吧。一周后拷贝给到二轮影院，再下来是三轮……现在全国几万块银幕，怎么跑得过来？数字硬盘就不同了，几万块同时上映也可以。”

在多重有利因素的影响下，在市场和科技的刺激下，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终于也走进了自己的大片时代，票房一路高歌，从100亿元、200亿元，一路发展到疫情前最高的600亿元。

上海影城前副总经理王佳彦：《泰坦尼克号》票房近百万元，全国第一

如果分账大片入华对于电影从业者来说是“喜忧参半”，那么对于广大影院经理来说，就是单纯的快乐了。曾经门可罗雀的电影院变得人头济济，看电影重新成为人们熟悉的娱乐方式，为了一部热门大片在电影院门口排起长龙……随便哪个场景都能让影院经理笑口常开。

上海影城的前副总经理王佳彦就是那个快乐起来的人。“影院经营变好，观众也有好电影看，很幸福的！”至今他仍然清晰记得，当年《泰坦尼克号》在影城一家收获的票房就接近100万元，排行全国单影院第一名。要知道当时的一张电影票也不过十几元。“影城业务部每天都有人来谈包场，忙都忙不过来哦！”

伴随引进片而来的还有海外主创团队：“《勇敢者游戏》首映的时候，电影里的一群小演员们都到上海影城来的。《玩具总动员》的导演也来过，还跟我夸奖上海影城真漂亮。”

不过说起海外电影，老王也有点“凡尔赛”：“每年10部引进片虽然是打开国际视野的，但上海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有上海国际电影节！影城也是主战场，直到现在，4K修复的美国大片都是一票难求的，像《教父》啦，《阿拉伯的劳伦斯》啦，百看不厌。”

1993年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中就有美国大导演奥利弗·斯通，“他对中国很友好，他的代表作《刺杀肯尼迪》也在电影节上播放”。

回顾过往好莱坞电影进入中国市场30年，王佳彦觉得，这对中国电影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好莱坞电影一直以其先进的特效技术、精良的制作和成熟的工业化生产模式著称。进入中国市场后，中国电影人看到了技术上的巨大差距，激发了中国电影行业在技术方面的学习和追赶。中国电影开始加大对技术的投入，不断提升影片的画面质量、特效水平和音响效果等，从而推动了中国电影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他看来，像《流浪地球》这样的中国科幻系列电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好莱坞先进技术的借鉴和学习。

此外，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化体系也为中国电影产业提供了范本：“从前期的策划、拍摄，到后期的制作、宣传发行，好莱坞都有一套成熟的流程和规范。中国电影业在与好莱坞的交流合作中，逐渐引入并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化体系，提高了电影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使得中国电影产业更加专业化和规范化。”

不过，如今的好莱坞电影工业也有自己的泥淖，模式化、套路化日益严重，拍不完的续集，让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从前像《阿甘正传》《金色池塘》这样人文类电影挺多的，现在总是机器人打打闹闹，没意思。”王佳彦觉得，中国观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审美，“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国产电影在类型、题材、制作水平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好莱坞电影的差距不断缩小。国产电影更加贴近中国观众的生活和情感，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因此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

电影海报绘画师单露露：新海报一上墙，围观群众特别多

能够最直观感受到一部电影热度的，除了影院经理，还有一个特殊的职业：电影海报绘画师。

毕业于上大美院、曾受训于交大油画进修班的单露露，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在徐汇区的东湖电影院担任海报绘画师。从1976年开始，他画了20多年电影海报，少说也有1000多幅。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华诞之际，上海电影家协会编撰的《海上电影溯源》中，将他称为上海“新世纪电影海报作品发表数量最多的设计师”。

在单露露印象中，上海的确也是得天独厚的——80年代就有中国第一个“中美电影周”，比引进大片还早了十多年。而影院美工师这份职业也有一个让别人艳羡的待遇——可以提前看大片，根据电影内容构思海报。“每个礼拜我有两个半天在看电影，不是在大光明，就是在新光电影院。”

“当时上海还有电影海报画展，我就选择了《雨中曲》来画，因为觉得这部电影实在太特别了——是一部歌舞片，视听双重享受，踢踏舞跳得太惊艳了！完全是那个年代全新观感，这种体验激起了我的创作欲望，想把看电影时那种轻松又开心的心情表达出来。很多电影海报在画的时候会突出明星，比如《罗马假日》，那肯定是画帅得不得了的格里高利·派克和女神奥黛丽·赫本，但是《雨中曲》我就不想突出明星，想把最吸引我的踢踏舞的肢体语言表达出来。”

分账大片进入中国后，单露露也画了不少译制片海报，比如《超人》，“突出超人在天上飞的科幻感觉。”可惜手绘电影海报是时间的艺术——它们通常被画师画在6开大小的白报纸上，张贴于影院门口橱窗或墙壁，十几天过后，电影下档，海报也就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当时照相机是买不起的，少数留存下来的几幅作品，都是摄影师朋友来电影院帮忙拍的。”

每当有海外大片上映，有些人早早获得先机，就来问单露露“走后门”要电影票。有的时候电影实在太热门了，单露露“逃也来不及”，都不敢在影院画室里多呆，就怕源源不断有亲戚朋友来找他“开后门”，“拿不出票子老尴尬的”。

1989年底，单露露远赴澳大利亚游学，美术馆的大量名画真迹让他开阔了艺术视野，创作了大量写生和油画作品。1993年回国后，他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美术设计师，重回电影和绘画的老本行，又创作了大量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海报。

最鼎盛时期，上海就有100多名影院美工师。后来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手绘海报逐渐退场，代之以电脑设计、印刷喷绘的统一海报。优点自然是逼真清晰，但缺点则是千篇一律，从此失去了二次创作中的灵感与巧思。

“到1998年《泰坦尼克号》的时候基本上电脑是主流了，因为美国电影海报也早就不用手绘了。当时进口电影都会给我们8张剧照作为参考，有一个时期我们还会把电影片方给的剧照择优拼贴起来，补上宣传语句，设计好之后，送到印刷厂去制版，然后放大印刷成全开大小的海报，分送到上海各家电影院。再由电影院美工依样画葫芦，手绘成更大的画幅，贴在影院墙面。在我的海报创作经验里，电影海报不仅仅是剧情照片的再现，更是一种电影美学的艺术表现形式，有电影海报的形式美和电影本身的真善美的感性显现。”

回首当年，单露露仍然觉得“做这份工作很幸福”：“那时候，只要一有新海报上墙，围观群众就特别多。有来了解电影信息的，有买不到电影票过过眼瘾的，还有索性把海报橱窗当画展来看的美院师生。熟悉的朋友、业内同行也会来品评，得到他们的专业认可也是很开心的。”

编剧王策：羽毛在天上飞，这是怎么拍的？

相比之下，编剧王策应该属于“看着好莱坞大片”成长起来的一代。他记忆里印象最深刻的好莱坞大片就是单露露曾经画过海报的《超人》：“在沪北电影院看的，克里斯托弗主演，当时看到人在天上飞，真是兴奋得发疯啊！”

回来后，同学们都在讨论：《西游记》的特效如果能做得这么好就好了！当年正值1986版《西游记》在电视台热播。“后来我做了这行才知道，当年《超人》里面的飞行特效之所以做得那么好，是搭建了一整个纽约的微缩模型，然后让克里斯托弗吊着威亚飞行在‘城市’上空，才能看起来那么逼真。那会儿还没有成熟的绿幕技术。”

王策加入电影这一行也是受到好莱坞电影的震撼——初中时他观看了《沉默的羔羊》，朱迪·福斯特和安东尼·霍普金斯主演的心理悬疑片。“当时一说到大片就想到高科技、特效，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惊悚悬疑片，第一次感觉到电影的表现能力可以这么强，很受震撼，就去关注了导演和主演的其他作品——导演乔纳森·戴米后来还拍过著名的《费城故事》，和《沉默的羔羊》一样都得了奥斯卡奖。”

同样震撼的还有《阿甘正传》：“记得看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配音版，阿甘在电影最后、珍妮墓前的一大段独白，配得非常好，带来很大的震撼。其实电影一开始，羽毛在天空上飞来飞去，就已经很震惊了——这是怎么拍的？不可能是真的跟拍羽毛吧？现在回想，《阿甘正传》里的特效和《真实的谎言》里是很不同的，比如阿甘和肯尼迪握手、猫王复活……在这部电影里，特效又是另一种含义。”

后来王策学习电影，听谢晋导演讲课分析好莱坞电影为什么牛，就两个字：好看。“小时候没法确切具体感受好在哪里，入行后明白是全方位的好看——从故事，到特效。因为好莱坞的电影工业不只是拍摄制片管理，也不只是高科技特效，工业化展现在产业链的每一环——剧本也有管理：三幕结构、12个基本情节点、《救猫咪》里分析的叙事节奏……如果把剧本比喻成衣服，那么即使衣服再潮流、再新颖，还是要遵循基本的人体结构，上衣要有袖子，裤子要有两条裤腿。这样把控出来的叙事是符合人的心理逻辑的，才会和观众亲近。”

谈到好莱坞大片，人们往往会重视特效技术层面的突破，却忘了好莱坞其实一直都非常重视编剧。在王策看来，好莱坞编剧手法对中国电影的启发也是很大的：“2012年第一部突破10亿元大关的《人再囧途之泰囧》，叙事结构就参照了好莱坞喜剧片的类型模式——加了黄渤的角色，去构建人物行为的戏剧冲突。这种‘对抗性的角色’在第一部《人在囧途》是没有的，戏剧张力也完全不一样。所以《泰囧》票房高是有道理的。”

而《九层妖塔》似乎是反面例子：“在一部电影里杂糅了太多的类型，有盗墓探险，有外星人，有科幻，还有怪兽。类型过于复合，打乱了基本类型元素——而成熟的电影类型基本上都会有对应的主题：探险对应人生成长；科幻对应人类思考……主题很重要，没有明确的主题，观众就很难有代入感，也很难共情。”

如今的中国电影已不需仰赖好莱坞为范本，国产电影的票房也日渐赶超引进大片，但在王策看来，二者可能也同时陷入了相似的困境：“好莱坞是套路太多，年年都是‘超级英雄’大片，观众必然审美疲劳——但对于大IP续集的追逐，源头是制片公司厌恶风险——大片是有往年丰富数据可以参考和风控的，新的项目市场就无法准确判断风险，这导致股东会上必定是续集项目占优势。国产电影也在遭遇相似的困境：我们在剧本会上大量讨论购买海外电影版权，已经成功过的电影都在考虑之列，不只是好莱坞的，还有日韩的、泰国的，比如今年泰国电影票房冠军《姥姥的外孙》就快要被翻拍了。这些电影有过在别的国家成功的经验，在选题会上就容易通过。即使成功过并不代表翻拍也会成功（相反从以往例子来看大都反响平平）。中国电影要进一步健康发展，这是需要我们从业者警惕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