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图：在南京，邓长林和同事救助野猪。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上图：杨志军在今年9月组建了一支小队，到南方各地参与野猪捕猎。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野猪是一种胆小的野生动物。它不会平白无故攻击人类。野猪冲撞致人伤亡的背后，往往有驱赶的行为，让野猪感受到了危险。

记者｜王仲昀

2024年秋天以来，有关野生动物的新闻似乎比往年更多一些，其中许多和野猪有关。

10月25日，浙江杭州。一头野猪在街头流窜，冲撞行人，撞破玻璃墙，闯入一家商店。之后，野猪又来到一居民小区，将一位试图用铁棍驱赶它的居民撞翻在地，扯断了这位居民的手指指骨。当地公安联合林业等部门，经过1个多小时周旋，才成功将野猪抓获。

10月27日，江苏南京。一头野猪侵入高铁联络线，与列车相撞，引发设备故障，随车机械师下车处置故障过程中被邻线限速通过的列车碰撞，不幸去世。

11月24日，陕西岚皋。眼看当地野猪损害庄稼严重，4人带猎狗自行上山撵野猪。不料，猎狗追撵的野猪进入农户院子，将76岁的老太胡某顶倒。最终，胡某经抢救无效，不幸死亡。

在城市，野猪进入人口密集的社区，在大街小巷引人围观，或闯出大祸；在农村，野猪下山，一夜之间，让农民的收成变为腹中之餐，令农民深感无奈。更有严重者，危害人类生命。

今年1月，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报道称，近三年来，南京涉及野猪的警情累计接报1913起，其中2023年713起，同比上升18.83%。另外，根据国家林草局公布的数据，如今我国野猪数量达200万头，在28个省级行政单位有分布，其中在26个省份致害。

这些客观数据表明，无论是城市或农村，未来野猪与人类共处，甚至冲突的新闻将持续出现。面对日益增多的野猪，捕猎野猪的呼声也此起彼伏。

当野猪与人类发生了冲突，通过捕杀来控制数量，会是最有效的手段吗？比起直接结束野猪们的生命，是否还能有更多样的选择去化解矛盾？《新民周刊》记者近日对话野生动物救护专业人士与参与野猪捕猎的公益护农队，试图在简单的“喊打喊杀”之外，还原野生动物更全面的模样。

“按照自己的习惯活着”

和野猪有关的新闻中，有不少发生在江苏南京。2024年初，南京市林业站站长孙立峰对媒体公开介绍，近年监测结果显示，南京8个行政区均有野猪分布。结合前期监测结果，各监测区域野猪种群密度呈总体上升趋势，从2021年的每平方公里3.24头增加到2023年的4.43头。

作为杂食动物，野猪食性广泛，树叶、果实、蚯蚓，都可以是食物。南京多山，多丘陵，野猪不愁吃，这些都是利于野猪生活的栖息地。

关注野猪新闻的人，对南京野猪早已不陌生。2023年，曾有南京野猪横渡长江，一时被人称作“游泳健将”，再往前有南京八字山的野猪被人投喂，成为“网红”。在这些新闻里，野猪的形象并不可恶，还透着一丝萌态。

舆论在今年有一些变化。伴随野猪侵入高铁联络线，一名年轻的机械师不幸遭遇事故身亡。孝陵卫外，野猪将一名老太撞翻。野猪不再是过去那种“无害”形象，即便是南京的野猪新闻，评论中网友们对野猪的态度也变得更复杂。

可是在南京红山野生动物园救护中心主管陈月龙看来，无论是走上街头，或者游荡于公园，闯入高铁线路，野猪并没有“错”，“它们只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活着”。

“在南京的野猪，生活习性并没有变化。以前它们怎么活，现在还是怎么活。只不过随着人类的动物保护意识增强，保护成效显现，城市化不断演进，导致野猪在内的野生动物，与人类的交集越来越多。在这些交集中，有一部分成为冲突。”

陈月龙认为，以南京的野猪为例，当越来越多的野猪出现在城市中，需要更细致地分析各种情况。譬如紫金山的野猪多，如果看到母猪带着一群小猪，绕着紫金山转悠，从山的一边来到另一边，这不是迁移栖息地，更像是日常的溜达。那一头意外侵入高铁线的野猪，陈月龙更倾向于认为它是离开了原本的栖息地，在迁移中寻找新的生活地带。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野猪本该会有的正常行为。

作为对比，陈月龙提到了香港的野猪。近年来，香港野猪会主动在垃圾桶中翻找食物。这样的行为原本不会发生在它们身上，而是受到与人类交集的影响。

野猪是一种胆小的野生动物。它不会平白无故攻击人类。野猪冲撞致人伤亡的背后，往往有驱赶的行为，让野猪感受到了危险。野猪一旦觉得危险，第一反应就是逃跑。野猪的习性如此，令人联想到今年发生在陕西岚皋县的悲剧。当地警方在通报中写道：“11月24日上午，陈某树等4人带猎狗自行上山撵野猪，猎狗追撵的野猪进入农户院子，胡某翠（女，76岁）受到攻击”。

陈月龙向本刊解释，秋冬季节，野猪的新闻变多，也和它们的习性相关：秋天以来，繁殖需求在诸多影响野猪进入城市的因素中，变得更突出。陈月龙和同事观察，秋冬下山进城的野猪，雄性比例显著高于雌性。

南京红山野生动物园兽医院院长邓长林，今年一共救了23头野猪。去年更多一点，是31头。尽管新闻中野猪似乎更多出现在秋冬，但邓长林回忆，现实中一年四季差不多。过去十几年，除了在红山动物园保障动物健康，他也要参与到野猪的救助。

通常情况下，南京市民遇到野猪，打电话报警，警方再把情况分享给邓长林和同事，请求协助。并非每一个警情都需要邓长林赶到现场。他接到电话后，会进一步问清楚，野猪所处的位置，以及健康状态。

在空阔地带，或是野猪正常生活的栖息地，邓长林建议人们不要管，也不建议干预或救助。若野猪进入了人员密集场所，比如学校或工厂，可能会和人类产生冲突，他们会携带麻醉针，现场将野猪麻晕，然后带回红山。待野猪醒来，完成健康评估，再放归野外。这一套救护和放归的流程，如今最快可以在一天内完成。

“效率低，但野猪还是得抓”

如陈月龙所说，当下探讨人类与野猪的冲突时，理应对冲突的类型和原因进行细分。除了区分野猪本身习性是否改变，野猪出现的场景是农田或城市，也在影响人们的态度。

“在南京，尤其是那些经常去紫金山爬山的市民，他们在路上见到一头野猪，不至于大惊小怪，围观或投喂。他们见得多了，野猪也逐渐对人类脱敏，彼此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陈月龙说道。

但是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农民们面对野猪，很难如此平静，尤其是见到自己的作物被野猪吃掉之后。今年43岁的湖南岳阳人杨志军，对此深以为然。杨志军在今年9月组建了一支小队，到南方各地参与野猪捕猎。在安徽马鞍山，他亲眼见到有农民数十亩农田的稻谷被野猪拱过，“农民直接放弃了。他如果请人收稻谷，能收的很少，算上人工成本，可能入不敷出。所以他们对捕猎野猪非常迫切，非常欢迎我们，甚至说可以自费，请我们上山抓猪”。

杨志军曾是一名荣立三等功的老兵，退伍后在岳阳自主创业，开了一家红外设备公司。工作之余，热爱户外运动的他也加入了当地的护农队和狩猎协会，对捕猎野猪这件事不陌生。

今年9月23日，宁夏西吉县林草局公开“悬赏”捕猎队伍，每捕猎一头成年（40公斤以上）野猪奖励2400元。这件事激起了杨志军的好奇心，经营公司的收入又足以支撑这方面的支出，自己也认识全国各地的护农队，他决定加入到捕猎野猪的行动中。

他组建了一支3人团队，包括自己和“射手”、摄影师。由于自己原本经营红外设备，设备不是难事。杨志军还开通了自己的抖音号——“老杨是个人物”，拍摄和记录自己的抓猪经历。

由于岳阳距离西吉路途遥远，老杨的第一站并没有前往西吉。他今年第一次捕猎野猪，在江西抚州，忙活到半夜，一头猪都没抓到。2020年以前，一些护农队和狩猎协会，可以合法装备猎枪，但2020年之后，猎枪都被收了回去。在老杨看来，如今的抓猪方式回归了传统，只能靠人和狗。他觉得这种方式“效率太低了”。

过去两个月，老杨根据护农队提供的信息，先后到过江西、河南、安徽和江苏等地抓猪。通常他们会和当地的护农队合作。团队只有3人，而抓猪除了用猎犬围捕，还要在野猪逃跑线路上布网，需要更多人手。

“我们会先带着红外成像无人机，到老乡说有野猪出现的地方进行搜寻，大致确定野猪的位置。位置确定后，再带着狗队以及护农队队员到达现场，通过地图分析野猪所在区域的情况。”老杨介绍说，“比如一块方圆一公里的地方，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分析在进行猎捕追赶的时候，野猪会朝哪个方向跑，然后在它可能会路过的地方去铺网。把网铺好后，领狗的人进行追赶，网的周边，每隔三五十米就站一个人。狗把野猪追到网里面后，网就能把它困住。”

在各地抓过猪后，老杨对野猪有了新认识。江西南部，盛产脐橙和柑橘。赣南野猪不仅吃橘子，还会给橘子剥皮。安徽和江苏，靠近南京的地带，野猪不太怕人。距离最近时，老杨和野猪只有两三米，野猪也不会跑。

在安徽马鞍山，野猪的数量令老杨惊叹。用无人机查看，一晚上能见到两三百头野猪。面对如此多的野猪，老杨忙活了5个通宵。尽管效率不高，他还是想为那些农民做点事情。“我成长在农民家庭，我父母现在还在农村。换位思考之后，觉得这些农民不容易。”老杨告诉本刊。

不能用猎枪，猎犬就变得很重要。据老杨介绍，通常一支抓猪的护农队，要有10条左右猎犬。有一条叫“骚狗”，它可以通过灵敏的嗅觉快速地辨别出野猪的味道。还有一些狗是“重拖”，看到野猪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能怼上去。其他的狗都跟在这两种狗后边，一旦野猪落网，它们就跟上了。如果“重拖”不怼上去，其他狗不敢上。

组建一支猎犬队伍，要耗费不少财力和精力。一条有经验的猎犬，训练时间一般在半年到一年。如果直接买，训练有素的猎犬能卖到两三万元。狗和人一样，每天要吃饭，生病受伤了要看医生，这些都是日常开销。让老杨难过的是，猎犬抓猪，面对体型巨大的野猪，难免有伤亡。

如果算上动辄几万块一台的红外设备，老杨在两个月时间里已经为抓猪投入了十多万元的成本。和巨大的经济成本形成对比，成功捕猎野猪的回报并不高。老杨告诉记者，宁夏西吉2400元一头野猪的“悬赏”算得上高回报。一些地方对于捕猎野猪的补贴是“按斤算”，一头200斤的野猪只能补贴600元。

开销大，效率低，回报也不高，为什么还在坚持抓猪？老杨在和记者聊到这件事的动因时，表现出一种坦诚：“我觉得不能说完全出于公益或热爱。我自己有公司，有自媒体，刚开始我也是看到了流量导向，抖音上出现不少抓猪的自媒体。我想如果能通过一件带有公益属性的事情，为自己公司宣传，这也无可厚非。”

老杨所说的流量导向，就出现在今年秋天。野猪频频上热搜，让一些人发现现场抓猪的短视频能够带来流量和打赏。据老杨了解，一些头部的野猪猎人账号，最近靠直播打赏和流量变现，一个月可能有三五万块钱收入，以此养活猎人的狗队。

捕猎之外，有更科学的选择吗？

捕猎野猪，在2024年秋天成为一条流量赛道。流量来得快，消失同样很快。但野猪与人类社会的矛盾冲突，显然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

由于当下被允许的捕猎野猪手段比较单一，效率低，老杨也不知道这件事究竟还能持续多久。“如果只依靠一些野猪猎人的短视频，影响力还是太小了。要想真正解决野猪危害农作物，政府部门应该多一些正面引导，让更多力量参与进来。”老杨说道。

12月8日，宁夏西吉县林草局表示，西吉县野猪危害防控猎捕项目自2024年10月18日开展以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截至目前，已全面完成野猪种群调控任务，共猎捕野猪（成年40公斤以上）300头。有媒体报道，捕猎行动原计划持续20天到一个月时间，因为猎捕队伍对地形不熟悉等各种情况，导致捕猎效果不佳，最后延迟到12月初。

对于缓解农村的野猪危害，陈月龙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通过捕猎的方式，让野猪数量减少，这对于解决危害和冲突，究竟能有多大作用，还有待更精准的数据来反映。”在他看来，如果某一种群的数量在外力作用下突然减少，原有的平衡被打破，也许会有新的问题出现。如果把悬赏野猪的资金投入一部分到加强农田防范，让野猪无法轻易地吃到农作物，也是探索另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