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斌
中华文化的最大优势是整体观。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受伤就是我受伤,我受伤就是你受伤。正如头受伤了,要去医院看,腿就不能说,这不关我的事,我不去;正如左眼受伤了,右眼就不能说,这不关我的事,我不管。就生命整体而言,头就是腿,腿就是头,左眼就是右眼,右眼就是左眼。对于人类来说,也是如此,唇亡齿寒,是真理。“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中国人说,“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如果一个人不能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中国文化,很难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会有一种天然的同情感,会有一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集体意识。这是由中国哲学本身决定的。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中国人在任何时候,都为发生灾难的国家提供援助,从不幸灾乐祸,从不落井下石,因为我们的文化基因是整体性,我们甚至能够做到以德报怨。
因此,在疫情肆虐的时候,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在疫情防控上,而不要被一些过度的虚假信息或阴谋论引入愤怒,因为过度的愤怒本身会让人失去正气,甚至失去正确处理问题的智慧。在生死大考前,级别、身份、财富,已经不能作为人的优越性,能够作为人的优越性的,只有奉献和奉献力。
据悉,百分之八十的传染病起源于错误的人和动物关系,起源于错误的生活方式,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从中国文化的整体观来看,动物和人也是整体,整体关系一旦破坏,我们就要为修复这一关系付出代价。
细想起来,病毒之所以会肆虐,也是借助整体性,如果没有整体性,它们又何以无孔不入。所谓同呼吸、共命运,没有谁能截然把自己和对方分开,因为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因为空气是整体,水是整体,天地是整体。
在我的小说《农历》“干节”一章中,有这样一段:六月要捣毁一个喜鹊窝,五月不让,为了制止六月,五月给六月讲了“肝肠寸断”的故事——娘说从前有一个馋痨拿枪打死一只小鸽子吃肉,第二天推开房门一看,发现门槛上蹲着一只老母鸽,已经死了。那人照样把这只母鸽开剖了,发现它的肠子是断成几截的。娘说这叫肝肠寸断,从此这个馋痨再也不打鸽子了。中华文化讲究趋吉避凶,对天地敬畏,对生命爱护,对大自然保护,对万物珍惜,涵养正气。
老子讲:“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长生”的前提是“不自生”,不唯我独尊,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之上。孙思邈讲,以杀生来养生,定会南辕北辙。因为杀生一定伴随杀机,而健康来自生机。
农历之所以几千年来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淡出,正是基于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以二十四节气体现出来,以阴阳五行体现出来,以人的敬畏和感恩体现出来。中国文化的趋吉避凶的优势,正在“农历精神”里。这种“农历精神”,在哲学领域,以《周易》《老子》等典籍显现,在医学领域,以《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典籍显现。
当人们敬畏自然,便能与天地融为一体,和谐共生;当人心中没有敬畏和感恩的时候,整体性带给人的福利就会离去,灾难就会到来。这一点,在我协助央视采编五百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时,得到充分印证。
从这些节目中,我们看到,不少村镇,薅草时要先敲锣鼓,让田垄间的虫子先离开,再下锄;不少村镇,人们打鱼上来,一称,不够两斤的要重新放回;不少村镇,把树人格化保护,盖房用树,要经过全村人同意,举行庄严的仪式,才能砍伐。人们活在一种人情味中,这种人情味,正是乡愁的根和魂,也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它的逻辑依据正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生命整体观。
在拙著《醒来》中,我写道,上苍按照人的心量配给能量,能量的配置是通过缘分实现的。当人把心量扩充到能够平等对待万事万物,吉祥如意就会到来。
以整体观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重回当代社会主流价值体系,我们的教育也应当着眼于整体,进行心性教育、道德教育、知识教育、美学教育、生存教育等全面发展的整体性教育,唤醒人们对自然、对土地的保护意识,唤醒人们的感恩心和敬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