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印度战俘的“中国故事”

印俘官兵回国前与我军干部惜别

达尔维（中）等印度被俘军官到拉萨参观

我军干部帮助印俘成立小乐队

今年以来，印度军人屡屡越过中印边境实控线寻衅，结果自取其辱，不仅伤亡多人，印方媒体甚至说有人被俘，而中方保持克制，令事态得到管控。优待俘虏是我军优良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就有规定，1962年我军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抓获3968名印军俘虏，在管理和教育这一“特殊人群”上取得更为深远的胜利，至今印军内部流传着这样的声音，“我们不光在战场上输给中国人，心理上也输给中国人”。

“我们就像客人”

1962年，印度尼赫鲁政府驱使大批官兵蚕食中国领土时，还大肆宣扬“军人荣誉”，鼓吹印度官兵若被解放军俘虏，下场就跟二战中被日军俘虏一样，不是砍头，就是当苦力。反映到实战中，被俘印军往往连头也不敢抬，或直接跪地做束手就擒状。不过，他们很快发现中国人不是恶魔，对于投降人员，解放军不要说侮辱打杀，连绳捆索绑都没有，还给饥渴难耐的人递上水和饼干，战俘个人财物也是清点登记后发还。印军被俘的最高军官、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回忆，他原以为被俘后手上戴着的金表“保不住了”，没想到我军战士碰都没碰。

解放军的仁义之举，打消了印俘的恐惧，他们有的主动报告同伴下落，帮着喊话劝降。最终，数千名印俘集中到察隅、隆子、琼结、普沙等后方收容所妥善安置。与《日内瓦公约》要求相比，印俘享受到“超规格”人道待遇，除了不能随意进出，几乎感受不到“战俘”身份，一名二战中曾被日军俘虏的印度老兵承认，“在这里，我们就像客人”。

当时中国刚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物资相对匮乏，但我军想方设法保证印俘面粉、大米、肉类等食物供应，条件允许时，还尽力满足他们“一甜二辣三咸”的口味。后来当上印军准将的贝尔回忆，“当年被俘时我还是少尉，在收容所里不但基本伙食得到有效保障，到了冬天，中国干部还给我们配发御寒衣被，而这些干部有的还是两三个人合盖一床被子。”此外，印俘文体生活也“有声有色”，打篮球、听广播、看电影等活动非常多，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可以和家人通信，一位印俘说，“我在收容所里接到家里12封来信。”

不把枪口对准中国

解放军注重保障印俘日常生活，也注重对其进行正确的思想教育，帮助他们认清中印领土问题的是非曲直。有27名印俘军官被安排参观北京、武汉、南京、上海、杭州，还专门参观8家工厂和一个公社。印军中校提瓦力说：“我们在北京游览了长城、十三陵，观看戏剧、杂技和南亚风情的歌舞演出，受邀观看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和焰火表演，其中达尔维还被安排坐在观礼台上。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中方还允许我们去了印度驻北京大使馆。”提瓦力在日记中说：“1962年的战争是新德里自取其辱。”

被俘的印军基层士兵更感受到一种人格的平等与尊重。继承英国殖民衣钵，印军内部等级森严，特别是高种姓军官视士兵为附庸，随意打骂，体力劳动只能让“下等人”干，自己从不“沾手”，即便进了收容所，这一“惯例”仍通行。当印俘士兵习惯逆来顺受，不以为忤时，中国干部坚决杜绝这一陋习，要求印俘军官一起劳动，不仅如此，我军干部也以身作则，遇到脏活累活都抢在最前。一开始，印俘官兵觉得是中国人“宣传作秀”，但久而久之，他们发现解放军的确人人平等，没有贵贱之分，一名中国上尉还主动为患病的印俘下士送药，后者感叹：“印军当官的连上厕所都跟士兵分开，军官给士兵送药更是不可思议！”

总之，被俘的短短几个月里，绝大多是印度官兵都发生巨大的思想转变。后来回国时，面对本国态度冷淡、满脸狐疑的接收代表时，许多印俘留给中国干部的最后一句话：“我们曾与你们为敌，可你们对我们关心备至，而我们的祖国却如此刻薄，以后我们绝不把枪口对准中国！”

“愿一辈子当俘虏”

中国军人的尽职尽责与真诚相待，使广大印俘“化敌为友”。1963年春夏之交，首批获释印俘在欢送会上高唱《东方红》《社会主义好》，有的主动给我军干部写感谢信，称“海可枯，石会烂，对中国朋友的情谊永不断”，有的用印度纸币折成花环当作临别礼物，一个叫底旺辛的印俘给我军干部送了一块绣有“Forgot me not”（不要忘记我）的手帕，还有的坚持把祖传戒指或手镯留作纪念。临别之际，很多印俘眼中噙着泪水与我军告别，还有人抱着我军干部的大腿哭着说不愿走，一位叫车隆的印俘直接说“愿一辈子当中国俘虏”。

战俘交接中，印方代表多次明里暗里鼓动印俘官兵“搞事”，希望以此挽回一些颜面，却均遭拒绝，颇为狼狈。印俘官兵没有大喊“印度万岁”，而是“印地秦尼，巴依巴依”（中印人民是兄弟），他们非但没将中方的纪念品和书籍当场扔掉，而是夹在行李中带回了国，最多的一人竟然带了37本之多。

孙文静 梁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