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二月十四日《纽约客》杂志刊登文章
贝聿铭为《陈从周传》作序,是贝先生唯一用中文写的序
一九八二年十月,贝聿铭和陈从周在香山
◆陈馨
“择境殊择交,厌直不厌曲”,这两句话可为贝先生做人与设计作写照。
——陈从周《贝聿铭与香山饭店》
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说:“我有两位最好的朋友,一位是在法国的赵无极,另一位是中国的陈从周。”如同得到老一辈知名学者赏识一样,是那本不胫而走的《苏州园林》使他们成为志趣相投、情同手足的亲密朋友,他们年龄相仿,有点戚谊,又是旧知,互以“兄”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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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识恨晚
1978年初冬,园里的芭蕉修竹凋落了,枯叶铺“梓园”,来不及清扫,然那一树临窗枫叶却在墙角逞红。上海市外办来电通知同济大学,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要访陈从周,让父亲速去学校。父亲刚接待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方闻先生,正为筹备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明轩”工程而奔忙。虽已闻贝先生为陈从周“明轩”设计方案的通过出了“推波助澜”之力,这不期而然的“通知”,使父亲也颇为意外。
在锦江饭店二楼的一间会客室里,贝先生等着陈从周的到来,初次见面却犹如久别的老朋友重逢,他们谈笑风生,相识恨晚,美学、哲学、建筑无所不涉,皆有同样的看法。这一次他们谈了很多中国园林与民居问题,又同去看了许多江南园林和民宅,贝先生匆匆而归。我父亲则数日后登上瑞士航班,在晴天蔚海的上空飞行了十三个小时,抵达纽约,去大都会博物馆筹建中国庭院“明轩”。
作为东道主,贝先生热情地邀我父亲去他的寓所,他们品茗闲谈,贝先生将自己珍藏的紫砂器具、名画字书一一让我父亲过目欣赏。那明代的紫砂,太珍贵了!我父亲问:“贝兄,你为何独爱紫砂?”他答道:“陈兄,别人只有这一项少有注意。”原来陈从周也是紫砂癖,闲来拿在手中摩挲。不觉时已近黄昏,这顿晚餐是贝先生在纽约彭园请名厨师彭君掌的勺,他们共进了一顿湖南饭菜,素不吃辣的父亲说:“正宗湘肴。”
在告别纽约的饯席上,贝先生谈到,一个久居海外的中国人,应来祖国搞建筑,他要通过自己的设计来表达叶落归根、弘扬祖国文化的心。我父亲赠他诗:“树高千丈叶归根,缩地移天若比邻。装缀河山凭妙技,兴移点笔故园春。”
1979年4月,又是春暖花开、莺啭虫鸣时,贝先生约我父亲到北京商讨香山庭院的安排。1982年10月中旬,这已是距香山饭店开幕式只有两天了,贝先生在繁忙中再次邀我父亲北上,整整半天陪我父亲悄声漫步在新建筑里,这一夜我父亲成了住香山第一人,贝先生赶回了市里。
在10月17日的香山饭店开幕式上,我父亲赋诗赞誉贝先生的设计:“一别重来廿五年,香山秋色倍增妍,须知‘补笔’难于画,不信前贤胜后贤。”蜂拥而上的记者问我父亲:“你对香山饭店从建筑角度来说有什么看法?”父亲脱口而出:“雅洁明静,得清新之致。”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概括出贝先生的设计,贝先生笑言:“陈兄,你概括得真好,你坐在我旁边实在好极了。”两位大师之语博得一片笑声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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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知可贵
老朋友三年多不见了,互相思念甚切,1985年9月父亲给贝先生的一信中写道:“欲改情真春思调,一秋最是忆人时”。情真能移人,一个月后贝先生居然翩然下飞机来上海,他们一路从机场到锦江饭店,贝先生招待了我父亲和在沪的贝家亲属。他这次是为拍摄一部自己的传记而来的,随员是四名法国录像人员。
在外滩拍了一部分后,贝先生说:“陈兄,能不能租条船去江心拍点远景?”天哪!如何在毫无准备的片刻借到一条船呢?父亲急中生智,在黄浦江码头买了几张轮渡票,将他们带上船,贝先生快心遂意,说:“犹如搞设计,绝处逢生。”时值正午,大家饥肠辘辘,贝先生请客去城隍庙吃点心,可家家店铺座无虚席,人声鼎沸,不能等着站着吃呀!我父亲灵机一动,将他们带入熟门熟路的豫园贵宾室,舒适安逸,世外桃源。父亲让服务员到店家买了几盘香色味俱全的菜和点心,他们边吃边谈边赏景。贝先生又高兴了,那张年轻时放得进拳头的大嘴笑得合不拢了,说:“我尝到了园林中小饮的诗意了。”下午他们去了国际饭店和圣约翰大学旧址。当年乌发,今日白首,重温旧事,心难平伏,人之常情,更何况写下了如此壮观一生的世界大建筑师。
10月21日,一辆车来接他们去贝先生家乡苏州。他们同住南园宾馆,一到苏州,贝先生首问的便是:“旧住宅与古建筑园林还保存多少?工厂迁出了多少?既是历史文化名城,没有历史东西是称不了的,尤其苏州一些大住宅,要保护修理。”他同意我父亲提出的对苏州“古要古到底,洋要洋到家”的观点。参观忠王府与全晋会馆时,见到两座古戏台,贝先生高兴地左看右相,赞苏州做得好!我父亲在豫园移建古戏台,难道这又是天缘巧合吗?
在昆剧史陈列室,他肃然起敬于从叔祖贝晋眉先生遗像前。贝先生是昆曲世家,这晚他们看了《痴梦》,两人时时以手打拍。贝先生说:“建筑是文化,文化艺术不单纯是工程。”他希望振兴昆曲,从中吸收有助于建筑与园林创作的精华。这些不又都是我父亲晚年乐此不疲、竭尽心力所忙吗?
在苏州,贝先生不吃山珍海味,却要吃油条豆腐花;我父亲则是同济大学出了名的“大饼教授陈从周”,大饼与油条本是同锅生。
1985年10月24日同济大学授予贝先生名誉教授,贝先生谦逊地对这次同济大学的盛典和盛宴表示感谢。我父亲对贝聿铭建筑事务所请他担纲顾问一职及由贝先生资助同济大学成立陈从周教育基金频频道谢。事后,他们在机场紧紧握手道别,期待着下一次的再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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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见无憾
在为人交往方面,他们同是开朗爽直,互相信赖,有难必助。1986年底,我哥哥陈丰去美国打工挣学费求学,后贝先生叫我哥哥去纽约,要以贝聿铭奖学金资助他,也可在身边好好培养他。哥哥的素描,文笔皆有基础,是那个年代误了他,父亲希望哥哥刻苦学习,感恩一世贝先生。不料1987年末在洛杉矶哥哥打工的汽车旅馆发生了惨无人道的凶杀事件,哥哥去世时年仅四十岁。
1993年春我带着三岁儿子肖定瑜去法国与分居多年的丈夫、尼斯大学数学教授肖刚团聚。法国的移民政策很紧,我只获三个月的旅游签证是无法回国后再进入法国的。1994年4月贝先生来沪见到了病中的老朋友,我父亲也将我的情况告诉了他,希望法国移民局能高抬贵手让我回国一次。很少做这种事的贝先生此次开例了,他写信请法国政府予以协助……贝先生将此信附在1994年6月6日给我的信中,“你要尽快回家,你父亲需要你。”
1999年夏是我与父亲在一起度过的最后一次甜蜜、温馨、难忘的暑期。9月2日下午,路秉杰来说:“明天下午一点半左右,贝先生要来看望先生。”怕父亲情绪过于激动,晚上休息不好,一直到次日晨,我照例地喂他早餐,是最后一口了,我才说:“爸爸,你的老朋友贝先生,还有六个小时他就要下飞机来看你了。”他笑了,险些将口中的稀饭喷出,“贝先生是好人,他比我的亲兄弟都好。”虽然他已是多次重复此言,可我还是百听不厌。这天的午饭他吃得特别安稳,一口接一口,不呛也不咳,看看时钟才十一点半。从早上六点半起床,他已坐等整整五个小时了,早破了他生病后的纪录,穿着那套蓝色丝绸衫裤,在客厅的那张棕色小沙发里,几个小时都不移动一下,不时问我:“小妹,几点了?”我说:“爸爸,还早呢,你睡个午觉吧!打个瞌睡也好!”这次父亲不再听我的了,端坐着静等老朋友的到来。
时针已指向了下午三点,进门的贝先生奔向老朋友,高龄了,朱颜鹤发,精力充沛,宝刀未老,还在亲自主持设计苏州博物馆,将他最后之精彩一笔留在自己久思的故乡。紧握着老友的手,我父亲试着在我的搀扶下站起来,不成,他又想跪下谢远道而来的贝先生,五年前他已失去了语言的能力,唯以此来表达对贝先生的感激。贝先生最解老友之想,扶他重坐下。自己坐在旁边的长沙发上。父亲又问:“贝先生的苏州博物馆怎么样了?顺利吗?”贝先生此时无法听懂老友说的是什么了。我成了两位大师的“翻译”。贝先生依然如常亲切真挚,即使是在老友虚弱的病时。贝先生久久地看着父亲,笑着说:“陈兄,博物馆的建造开始了,我这次就是为工程而来的。”父亲会意地点着头,流露出由衷的喜悦。客厅的空调打出阵阵冷风,开着的窗吹进呼呼热气,贝先生额上淌着汗,也顾不及擦去,拿起小桌上的热茶喝了两口。一路风尘仆仆,飞越远洋,他渴了。陪同的大家无不为两位大师的每一句话、每一举动而感。半个多小时过去了,父亲露出了倦意。贝先生起身告辞,他再次紧握老友双手,说:“下次再来看你,养好身体。”是最后一次了,他举步迟迟,回首依依。我陪他出门上车,目送着汽车消失在近处专家楼拐角处。
这一夜,我父亲睡得格外平静、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