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路上曾有个真实版“潜伏”

方行（右）、王辛南夫妇结婚照

刘长胜手书便条

◆秦鸿钧烈士与中央华东局通报用的密码收报单

王辛南穿过的旗袍

二楼客厅

江苏路三八九弄二十一号

秦鸿钧使用的收发报机（复制品）

◆秦鸿钧烈士全家照

◆家伶

轨交2号线江苏路站出来，不远处就是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发生过的“潜伏”故事。这是一幢建于上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三层楼房，蓝色砖墙，位于江苏路389弄弄堂底。这里僻静隐蔽，屋前有一个独立小院，有门可通外面。因为这里的环境适合地下工作的需要，当初被选中成为秘密领导机关中共中央上海局所在地。如今的江苏路389弄21号“躲”在四周林立的高楼间，继续保持着它低调的地理位置。但这里曾有过许多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它见证了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辉煌，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上海和西南各城市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对时髦夫妇 租下三层小楼

1945年秋，文质彬彬的方行西装革履、气质典雅的太太王辛南身穿旗袍、怀揣着小手包来到江苏路，他们顶下了江苏路永乐邨21号这整栋小楼作为王寓，并把一家老小都安置在此居住，这里由此成为了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核心所在地。

当时，方行对外的身份是上海关勒铭金笔厂的股东，夫人王辛南和党外人士林俊卿医生出面开办了中华医药化验所，以此对外营业作为掩护。

王寓是永乐邨弄堂底的单开间带家具的三层楼房，之前的住户是一对日本夫妇，留下了一套东洋式家具。1947年后，方行一家搬到永乐邨二层，张执一全家住在三层。底层分前后两进，分别是客堂和饭厅，是两家老小一起吃饭的地方。刘长胜指示方行夫妇负责在这里掩护张执一全家，不仅要保证这里作为高层领导开会谈工作的机密场所，两家人家日常生活需要采买或保甲长等有事找上门，也一概由户主王辛南出面应付处理。

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上海局曾领导着上海以及很大一片国民党管区的地下工作，但没有专设机关，而是经常利用领导同志住处开会和洽谈工作，掩护电台。方行、王辛南的女儿方虹回忆说：“我父母在受命之初，并不知道要他们负责掩护的地下领导机关就是中共中央上海局，后来虽然一直在机关核心工作却并不知道上海局正式成立于何时。只知道交给他们的工作是整体中的一部分，极其机密又极其重要，是上级对他们的绝对信任，对上级的指示一定要尽全力去做好，万不可因自己的丝毫闪失和偏差贻误大局。现在看来他们所做的，确实只是上海局庞大的地下工作中极小一部分。但是，从事地下工作形成的习惯他们一生都没有改变过来。”

虽然，这里掩护的方式与在不远处的愚谷邨相仿，但这里更严密谨慎，连同房子一同顶下来的两个佣人，在这里生活多年，与两家老少密切相处，对这些事也一无所知。一直到上海解放，他们看到原来的先生小姐太太都穿上了解放军军装，惊得目瞪口呆，而且为了减少外来人员流动，这一对佣人还被撮合成了夫妻。

经常来这里开会的上海局领导有刘晓、钱瑛、刘少文、张承宗等。1946年4月，冯文彬由延安来上海，在这住了约三个月。他走后不久，钱瑛从中共南京办事处调上海工作，组织上派方行按约定的暗号把她接到这里住了约一个月左右。

一次户口检查 应对有惊无险

1947年夏，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要进行全市户口大检查，规定在轮到检查时，居民必须在家守候，并以照片核对。

这个针对中共地下组织的计划,无疑对永乐邨的王寓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和张承宗在永乐邨开会研究如何应对，最后商定，还是暂时转移去杭州以保安全。于是，他们假托有几位上海资本家要去杭州名刹做佛事，请佛教界著名居士赵朴初备函，介绍方行陪同前往杭州拜访净慈寺方丈面洽此事。

然后，刘、张、方一行五人分头到达杭州净慈寺。方丈得知五位是来大做佛事的，分外热忱殷勤，并安排他们住在非常幽静的深院独立小居内，每餐都可品尝该寺著名的素菜。他们与方丈洽妥佛事事宜后，说还要在这里小住游览几天后再回去。当时天气炎热，他们以白天不宜外出，要到晚间才能出去游湖赏月为由，刘和张等四人白天都留在室内佯作打牌消遣，实为开会议事。方行则带着6岁的张纪生(张执一的长女)在院子里玩耍观察动静。他们一行人在寺内住了约一个星期，直到得到王辛南从上海送去的信，知道上海的全市户口大检查已经过去，才分头返沪。

一张手书便条 留下动人历史

1948年的冬天,方行与张执一全家同去香港,与已在那里的刘晓和钱瑛会合。1949年元月底，王辛南也去了香港。

不久之后，组织上安排方行、王辛南夫妇回上海工作，他们和张家因此又都回到永乐邨和自己的孩子团聚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方家和张家都先后搬离了永乐邨王寓，方虹的舅舅小住了一段时间。1950年，刘长胜指示，将王寓移交给上海总工会。当时刘长胜在半页纸上给方行写了一个便条，内容如下：

“方行同志，请你写一介绍信给你的亲戚（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一座房子）言明由上海总工会丁盛雅同志去接洽。请将此介绍信直接交王玉昆同志。此致敬礼刘长胜”。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当年的上海局严格执行了隐蔽精干的方针，地下党员们在此秘密开会、通过这里传递情报，在笼罩着白色恐怖的上海，开辟了配合正面战场的第二条战线。因为隐蔽工作做得好，上海局机关旧址在上海解放前未被暴露。

1981年左右，张执一从北京来上海,让方行、王辛南的女儿方虹陪着，老人特意到永乐邨去看看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方虹在回忆时感慨：“现在,永乐邨的弄堂已经消失，弄口的水果摊、菜场和南货店也在江苏路拓宽工程中成为记忆，所幸的是这座挤压在一群高楼大厦之间矮小的21号小楼被保存了下来。”曾经出入于此的人大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能够刻它原貌的人越来越少，方虹捐赠了屋内原有物品，她希望留下一段历史，让更多的人知道以前发生的故事。

一台旧发报机 永存烈士故事

如今，这栋隐秘的小楼里作为历史展馆，还珍藏着一台老式收发报机（复制品），这是当年上海局电台报务员秦鸿钧烈士曾使用过的发报机。

秦鸿钧1935年赴苏联学习电报，1937年回国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1947年下半年，上海环境日益险恶，为确保电台安全，中共中央上海局开始直接与中央保持联系。当时，上海局的电台设在打浦桥新新街新新南里315号的阁楼上（今瑞金二路409弄），秦鸿钧为报务员。上海局的收发报的工作和译电是完全分开的，上海局的秘密电台收到电报后，就交给机要交通员送往译电员处。担任上海局译电工作的先后有康志荣等人。组织上安排康志荣去中华医药化验所工作，晚上就住在方行家里译电，译完后，由机要交通员送至中转站。1948年下半年起，电台工作越来越多，秦鸿钧经常整晚连白天地工作，有时要干到第二天下午。领导关心他的身体，决定他不再担任任何公开的职业。于是，他成了失业者，生活来源便靠他的妻子韩慧如当教师的薪金。为了维持生计，每天放学后，韩慧如还去找“家庭教师”（接送文件）的活干，秦鸿钧则在家包揽了所有的家务。

秦鸿钧使用的发报机如果发生了故障，都是由他自己收集零件并维修。平时他每天完成任务后，会把机器收藏在他自制的煤球箱的夹层底里。一些零件和另一架旧的收发报机则寄放在同乡李墨林家。秦鸿钧称李墨林为二哥，他们一家很支持秦鸿钧，他们对秦鸿钧说：“你尽管放，如果有人问，我就说是死鬼的东西。”意思是会以死去的儿子的名义来掩护他。

因为叛徒出卖，秦鸿钧在1949年3月17日被捕。第二天，敌人又来到他的住所，恰好碰到李墨林的儿媳。特务凶狠地对她问长问短，想套她话，准备带她走。她从容应对特务：“跟你们走可以，只是要让我回去告诉我年迈的公公，让他带好孩子。”当她到家准备告诉老人要关门时，发现敌人盯着她，就大大方方地说：“你们进来吧。”然后给这些人倒水喝。那些人查问了她一些话，觉得她不像和秦鸿钧有工作关系的，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待那些人一走，李家儿媳看看周围没有人，就立刻用包袱包好所有秦鸿钧寄存的东西，转移到邻居家。第二天天亮后她又去叫了她的收旧货的妹夫，用收旧货用的担子把这些东西挑到了她娘家保存了起来。就这样，秦鸿钧用过的电台等物品才被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现存放于中共一大纪念馆仓库）。

1949年5月7日，秦鸿钧与李白、张困斋等烈士同时牺牲于浦东戚家庙。

后记>>>

这栋小楼是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决策的出发地，也是会议的召开场所。1947年以后，这里成为党中央派驻上海秘密领导机关，同时管辖上海和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地区一部分党的组织和工作，并在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

由于地处高档住宅区，闲杂人员少，私密性好，上海局领导常在这里商谈工作，方行夫妇俩负责望风守卫，会后，再分别把“客人”送出去。智勇双全的夫妇俩在复杂的环境里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也正是由于此处太过机密，甚至一直到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栋小楼的特殊意义都不为人所知。经多方考证，1992年6月这里才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