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弄生产组噱事

陈建兴

说起里弄生产组，如今的年轻人没有什么概念，可它是不少知青返沪的落脚点。我对生产组充满了感激之情，它是我农场回来，在上海的第一个工作岗位。

1979年10月，母亲为了让我早点从农场回来，就提前退休，让我顶替她进了街道生产组。生产组叫华阳胶木组，一排低矮的平房，没有厂牌，更没有门卫，那是我太熟悉的一个地方了。童年的我经常为母亲送饭、雨天送伞。胶木组是专门包装塑料零部件的，我进去不久，就升格为“华阳五金厂”，我被分配到一个专门敲揿钮的小组里。昏黄的灯光下，车间里一条长桌，两边坐满了人。大家手不停地把一只只揿钮装入软纸板的小孔后，木榔头一阵“乒乒乓乓”的敲打，使整版的揿钮两面合上，周而复始，从上班敲到下班，时常敲得眼冒金星，手臂酸痛得抬不起来，有时还要被大组长叫去踏黄鱼车送货。

七八角一天的收入，做一天算一天，没有病假工资也没有劳保，劳防用品只有一副袖套，但比起农场还是好多了，想想心里还是甜滋滋的。“七角、八角，胸怀世界各国”，这是我们团员组织生活经常挂在嘴边的俏皮话。

我们几个从农场回来的小青年在一帮老阿姨中敲揿钮也蛮别扭的。那年，我已21岁，身高已是一米七八了，看到我卖相蛮好，邻座的老阿姨敲一会揿钮就停下来，问我在农场谈过朋友吗？漂亮吗？我被她问得难为情了，脸涨得通红，支支吾吾混过去了。过不久，同组的另一个老阿姨又要帮我介绍女朋友，说小姑娘笑起来有酒窝，年龄与我相仿。我仍摇头不答，老阿姨无趣地走了。没隔几天，隔壁组里的一个老阿姨又对我说，女儿是20路电车卖票的，阿拉屋里有房子，结婚侬住过来好了。我一听在“招女婿”嘛，连连摆手，老阿姨只好怏怏地离开。午饭时，几个老阿姨吃着从自家带来的饭菜，窃窃私语着“迭只小赤佬这个看不中，那个又不要，不晓得伊要啥个小姑娘”，吓得我赶快溜出门，去曹家渡饮食店吃阳春面去了。

敲揿钮时，老阿姨们叽里咕噜又在为谁介绍朋友了，我当作没听见，故意把揿钮板敲得“乓乓响”。这样的日子仅过了半月余，某日，女厂长来找我。从没与厂长说过话的我立马站了起来，略为紧张。厂长见我有点拘束，便把我拉到一旁，悄悄说：“帮侬介绍一个航空小姐。”见我木讷的样子，厂长又说，就是飞机上的服务员，老稀奇哦。我哑然一笑，“配不上人家的。”厂长手一挥，不让我再说什么。碍于领导的面子，我只好答应下来。

在中山公园假山的亭子里，我与航空小姐见了面。小姑娘梳着两只小辫子，一副羞涩的样子，低头不语摆弄着手中的绢头，不时用眼角瞟我一眼。看得出，她对我有点意思，但一听我是街道生产组的，脸色马上阴沉了下来，支吾了几句便从条椅上站了起来，借口有事要先走。我一脸尴尬地站在假山上，望着她的背影一直出了公园大门。

次早，见到厂长我便自嘲道：“癞蛤蟆吃不到天鹅肉。”厂长一怔，转而又安慰我，说是再帮侬找，我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

街道集体事业组工会要开办青工文化补习班了，我闻讯立刻报了名，上课的地点竟是我曾经就读的小学——华阳路第一小学。熟悉的校园、熟悉的老师，“我来回炉啦”，碰到认识的老师我就这么说。为我们上课的老师也是从江西返沪的知青，帮我们补初中数学、语文。我白天敲揿钮累得一塌糊涂，下班来读书，几次坐下不久便打起了瞌睡，老师用一根竹制教鞭敲醒我，还叫去黑板上做习题。我挠头抓腮不知道写些什么，幸好底下有人让我“听写”，才写出答案，满脸羞愧地逃下台来。那一年，我居然拿到了文化补习证书，过不多久，我便被调去街道集体组担任团总支副书记了。算是“脱产干部”了。

生产组虽小不起眼，但在特殊的历史年代里起到了特殊的历史作用，是我们这个群体的集体记忆。我对生产组的深情永远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