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投递员的时候

顾 雯

1979年初，我从农场返回上海后，当了几年投递员。当投递员首先要会骑自行车，但那时我还不会骑自行车，所以开始的两个星期我边学骑自行车，边学邮件分拣。邮政支局每天要收到从邮政总局送来隶属相关邮政支局的几大麻袋的信件和包裹，投递前先要进行分拣：先分拣地段（缩小范围），然后再分拣地界（这是邮政局的行话，是指每一个人固定投递的范围），这些都需要熟悉整个支局的投递区域、范围和马路，以及弄堂的东西南北走向。

我每天很早就去上班，勤学苦练邮件的分拣准确性，不断提高分拣的速度。在学骑自行车的过程中，我则向跟班老师傅学走地界，也就是学如何去投递邮件。那个时候，邮政局每天投送三次，早上两次，一次是送报纸，第二次是送邮件，下午是送信函或邮件。

我被分配到送华山路、延安中路一段地界，投送的地界内知识分子比较多，记得蔡元培和杨振宁的府上几乎天天都有信件、汇款单或者其他印刷品。高叔平当时住在蔡元培的故居，他毕生献身于蔡元培研究，他的邮件真的很多，有时候他会在门口等候邮件，签名盖章。蔡元培的女儿蔡睟盎邮件也同样不少，每逢有挂号信，她都会亲自出来盖章。我骑着自行车拐入弄堂后，一边骑车一边打铃，这时就会有不少居民陆续开门出来问我：“阿拉今朝有信？”那些一直盼不到信的居民，看见我摇头总是会带着失望的眼神。

杨振宁的母亲住在大胜胡同里，老太太人很清瘦，待人客气而随和，我每次送邮件到她府上，她经常会自己出来取邮件，有时还会请我进去坐一会儿。有一次，她把我带到楼上，拿出女儿和儿子的照片给我看。大胜胡同还住着一位音乐家温潭。温先生解放前就在工部局交响乐团拉小提琴，他是位爱国的印尼华侨。他的三个女儿温明明、温珊珊、温芸芸也都是小提琴家。温家的信件也特别多，几乎天天有，上下午都有。记忆中温太太戴着眼镜，头发略有灰色，她穿着很朴素，总是笑脸相迎在门口等着邮件，她身上那种娴淑知性的气质和友善的谈吐使我感到很亲切。由于温家邮件甚多，所以我每天会同温太太或者她的几个女儿见面，就这样我们也相互熟悉了。当她们知道我是古典音乐的爱好者后，相处就更随意了。温明明曾经邀请我下班后去她家做客，那天她特意准备了几首乐曲拉给我听。后来我才得知温明明曾长期与癌症作斗争，令人欣慰的是她以坚强的毅力战胜了病魔，她一直任职于上海交响乐团，在恢复健康后又重返舞台。

我当投递员不久就被选为团支部书记，还被调到备员的团队。备员就是投递没有固定的地界，随时听从安排去顶替缺班的人，这要比一般固定投递一个地界难度大得多，因为不仅需要去熟悉各条投递路线，还要学会合理排好要投递信件的顺序，如果路线不熟，信件的顺序就会排得不合理，随之骑自行车投送时也就会多走很多重复的路。当我投送范围内的居民得知我将离开时都依依不舍，居民们派了代表，用大红纸写了表扬信贴到了我们邮局沿街的大门口旁。

我在当替班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几乎跑遍了半个静安区，各条马路、弄堂和支弄小巷都穿梭得“如鱼得水”，车技也不断提高，除了红灯我必须下车，我骑车在弄堂内基本都是单脚着地不下车的，有的时候骑车在静谧的弄堂内，我还会玩一下双脱手骑车。

张瑜获得电影百花奖后的一段日子里，我投送长乐路以西的那段地界时，给她投过好几次邮件，但她人都不在，都是她的亲属、一位说山东话的大妈来代签收盖章的。有一次投递戏剧学院地界里的枕流公寓，有表演艺术家乔奇的挂号信，送上楼后得知乔奇不在家，是他夫人、著名电影演员孙景璐代收的。孙景璐也很客气，请我进客厅内坐下，然后再签收盖章。静安寺九百附近的几幢大楼是最头疼的投送地界，那几幢大楼有几百户居民，早上投送报纸要面对左右两排近百个信箱，看着报卡上每户人家的报纸种类，就怕投错了报纸。有次看到小提琴家潘寅林在信箱旁取牛奶，他穿着一身灰蓝色的军装，当他看我往信箱内投报纸时，他驻足看了一下。二十多年后，我在澳大利亚悉尼的街上偶遇到他，那时我正与一个朋友在一起，她是位专业小提琴家，与潘寅林是同学，他们经常相聚。那天潘寅林也客气地同我打了招呼，他肯定不会记得我曾经是那个给他家送邮件的投递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