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当年中央苏区战“疫”

红军用过的茶缸与饭盒

中央红军举行授军旗仪式

参加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红军女卫生员

苏区政府组织农民改善卫生环境

战争、灾害、瘟疫是人类的三大敌人。土地革命时期，面对“三大敌人”威胁，处于“围困万千重”的红色政权却能长期屹立不倒，这中间的历史经验值得后人敬仰和学习。本文所要讲述的，正是苏区军民齐心抗击疫情，保护生命的生动故事。

建规立制抓卫生

上世纪20至30年代，大多在南方农村的苏区经济落后，很多老百姓居住房屋卫生条件差，环境脏乱，甚至人畜混居，有的地方还用塘水淘米洗菜。由于缺乏知识，许多群众遇有疾病，常用迷信活动来解决，“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观念比比皆是。更严峻的是，国民党军频繁“讨伐”和“围剿”，不仅破坏苏区经济基础，还带来大量病菌污染，一些尸体得不到及时掩埋，会腐烂滋生瘟疫，再加上苏区多处亚热带，气温高、湿度大，利于传染病传播，其中尤以疥疮、下腿溃疡、痢疾、疟疾为甚。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指出，“疾病是苏区的一大仇敌”。

为保持红军战斗力，维护社会运行，一场特殊的“人民战争”登场了。1930年以后，各苏区及红军先后颁布关于个人卫生、公共卫生、驻军卫生、行军卫生、医院卫生等十几项规则，就个人防疫、团体防疫、防疫设施、消毒方法提出相应要求，还组织各类卫生竞赛。1932年3月，江西中央苏区发布《苏维埃区暂行防疫条例》规定：“（1）发现传染病（霍乱、痢疾、发疹窒扶斯<伤寒的音译>等）就要向上级及邻区报告，在报告上应写明病状、病名等项。（2）传染病人须与家里人隔离另住一地，所用衣服、器具非经煮沸消毒不能使用。（3）该地方如果传染得十分厉害，一定要在周围五六里之间断绝交通，离该地五六里之外尚不能开大会及当街等事，总之不要多人集合在一处，以免传染。”

苏区建立了各级防疫组织，像中央苏区设卫生局，省市区设卫生部（科），成立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卫生小组。苏区的小镇及大市场都有卫生运动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委员七人至十一人，而大一些的县城则除了卫生运动委员会外，还分成几个卫生区，每区设一个委员会，底下再分小组，每条街十至十五家编成“卫生小组”，公推组长一人。而在乡村，小乡以乡组织一个卫生运动委员会，大乡须分村组织几个卫生运动委员会每五至十家成立卫生小组。凡机关人数在百人以上者，组织一个卫生运动委员会。百人以下的机关，组织卫生小组。红军部队在政治机关指导之下以团为单位组织一个卫生运动委员会。

真正的“新生活”

有了强有力的组织和规章制度，苏区卫生防疫搞得有声有色。亲历者回忆，中央苏区凡居民所在地的圩场、村落、街道、天井、店铺、住室及公共场所，每半月大扫除一次，潴留污水的水道、水池、沟渠要开通，尘土脏物集中圩场、村落之外焚烧。在积极分子带头下，苏区群众的家庭用具及衣褥都努力做到洗涤干净，在日光下曝晒消毒，每个人要理发，刷牙，洗澡。在食物卫生预防方面，各地挖井吃洁水，井口必须高于地面一尺；河水必须疏通，不准将污物及死物抛弃河中，而且一切食物煮熟后吃，不可与传染病人同食等。相比国统区装腔作势的“新生活运动”，苏区的卫生防疫要扎实得多。

即便是斗争条件更艰苦的鄂豫皖苏区，整天在大别山里打游击的红军除了有浑身挂满草药布袋的随军“扁担医生”，还规定“到驻地先打扫室内和周围50米以内的卫生；挖土厕所要围以竹笆或树枝（走时埋掉）；武器装备和个人物品要摆整齐；出发前，上门板、捆铺草、归还借物，打扫干净室内外卫生，执勤排长验收方可”。这些要求都被指战员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给当地群众留下很好的口碑，以至于1947年刘邓大军重回大别山时，老百姓奔走相告，“爱人民、讲公道、讲卫生的队伍回来了”。

各苏区都有严格的定期卫生检查制度，要求地方每一个月须将发现的各种病症统计一次，上个月和下个月相对照，考察病是减是增，把当地因病死亡人数每月统计一次，并须把病症及老年、幼年、壮年分别记载下来，每到月终除由地方苏维埃卫生部检阅一次外，各卫生运动指导员应向中央政府内务部卫生科报告一个月内的工作情形。这些制度有效地遏制了疫病的蔓延。

对抗疫情，早预防早发现非常重要。当时，中央苏区尽可能多设种痘所，要求苏区无论男女1-20岁，在可能的范围内每年都应种牛痘以预防天花，注射防疫血清以预防霍乱和瘟疫。条件允许的地区，可利用金鸡纳霜（奎宁）和中药常山、小柴胡汤来预防和治疗疟疾，发动群众养猫及堵塞鼠洞、消灭蚊蝇，以预防鼠疫和其他疾病。

吃水不忘挖井人

纵观十年土地革命时期，军事工作是关乎苏区生存的头等大事，但卫生防疫运动同样具有非凡的意义。当年，随着卫生科学知识普及，苏区军民卫生文化素质大为提高，不仅提高了生活品质，还增强了支持战争的能力。当时，红军战士大都能经常性洗衣、洗澡，剪指甲，不乱吃不卫生的东西，每到一地还帮助百姓疏通水沟，开挖水井，毛泽东在瑞金沙洲坝挖的一口水井至今还保存着，解放后群众在井旁竖起石碑，上刻“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在苏区，各级卫生运动委员会推动红军连俱乐部、城镇夜学、识字班、工会以及农村雇农工会、贫农团、儿童团等组织，利用各种机会展开宣传，要使人人明白疾病发生机理和讲卫生的好处，并且努力做到浅显易懂，生动活泼。像一首流行的《卫生歌》所唱：“要同疾病作斗争，大家就要讲卫生。假使卫生不讲究，灵丹妙药也闲情，病痛多哩真辛苦。”

由于遵循了科学的疫病预防控制规律，疫病没有给苏区造成大的损失，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曾指出：“国民党军阀的武装进攻，我们倒不怕，可以用工农群众的力量和红军的英勇将他击败，以至消灭。国民党军阀用最残酷方式所制造的瘟疫，这个东西发生和传染起来，在目前缺乏药的时候，解救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要“举行一种防疫的卫生运动”。这句话今天听起来仍然别具深意。 马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