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株植物

林 颐

每一刃草叶都有属于它自己的天使，向它倾身细诉：“生长，生长。”

阳台的角落，搁着几个空花盆，久了，落了些土，积了些水，成了浅浅的泥层。

哪来的种子，风吹来的吗？鸟儿经过携来的吗？去年春天，有株小苗探头探脑，渐渐地，抽了枝，枝上长了叶子，叶间钻出几个花苞，团着、散开，直径也就一厘米吧，粉粉的，小小的，五瓣，嫩黄的花心，单薄，不起眼，后来结了果，如黍米般大，颜色倒是灿烂，红艳艳，像微缩版的山楂果。到了深秋，它自开自败，连根茎都烂在了泥里。

我从前没放它在心上，现今仔细地描摹，是正对着实物，打捞出来的记忆，这记忆大约也是相符的，没怎么走样。因为，今年春天，它又开了，花还是那花，果还是那果，数量多了几倍，重重叠叠，茎秆长得更高，叶片更是肥大胜于旧昔，比去年出落得更好了。

今春，我看它居然苏醒了，有些喜悦，顾念着它，把泥层堆得厚了点，时不时给它浇浇水，它仿佛就以最大的能量，要在这春天里成一场花事。有几株茎秆太高，柔软，爬出了盆子，匍匐在地，我修剪了下，裁了几枝，插在小瓶子里，那几枝带了花儿，兀自挺立，创口结了疤，没几天，旁斜了新枝，颤巍巍开了新的花儿，还是那样地争气啊。

就是一株杂草吧，样貌平凡，长相普通，任何一种有名有姓，我知道叫法的花儿，都要比它美丽，比它名贵。爱默生说，所谓杂草，只是长错了地方的花。它现在是长对了地方，还是长错了地方呢？它没有香气，不精致，不妖娆，自管自地，蓬勃葱郁。

我打扫了那片角落，找了工人，做了阳光房。倒不是为了它，是为了我的书。书太多，从居室、过道一路蔓延到阳台，书有时也像植物，自管自地，蓬勃葱郁。我坐在那儿，读书，喝茶。我想透透气，留多点空间，选了迷你的架子，只够站几本书：《世界上最老最老的生命》《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栽种之乐》《邱园的故事》《杂草记》《植物知道地球的奥秘》《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那个花盆放在书架右脚，茎秆有时横过来，擦过书脊，偶有风动，落几瓣残花、几枚熟果。

翁贝托·艾柯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叫“植物的记忆”，用来形容书籍贮存的人类文明。艾柯说，书籍被制作出来就是为了作为时间的见证，而在书籍要传播给我们的指定记忆之上，又附加上了它自身所渗透的“物理记忆”，书籍自身故事的芬芳。

西方的死神拿着镰刀，是一位收割者的形象。可是，在更多时候，人们更愿意把草视作生命的象征。维吉尔的《农事诗》诉说着：“在绿草上闪耀的新鲜的露水，让人忍不住想放牧。”乔治·桑的女主角康素爱萝在花坛、花朵和草皮中欣喜若狂，感受到爱的微妙流露。梭罗写道：“我认为康拉德的野草比加利福尼亚的参天大树更有生命力。”白居易歌吟着：“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鲁迅先生写《野草》，他说要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

我不知道，我的草叫什么，是否曾经出现在哲人、诗人的笔下。朋友让我拍一张图，帮我查询科目和属性，我想了想，说：不用了。它是花，是草，是一株植物，它叫什么，不重要。也许，在人类以为可以给万物命名的初原，我们就错了。草，一径地沉默着，生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