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福路的个性

张国伟

邯郸路复旦大学校区以南，有几条以“国”字打头的南北向马路，自西向东，依次为国权路、国年路、国顺路、国福路、国达路（原国清路）和国定路。我曾有个设想，写一写这几条马路的前世今生，并为其个性定位。例如，国权路最具历史感，故事也最多；国年路曾是教工宿舍主干道，人文风景最好；而国定路则富于现代气息，青年学生最喜欢——它曾被吟诵入诗，还被写进了歌曲。上海彩虹合唱团那首《张士超你昨天晚上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凛冽的风，冰冷的雨，国定路的落叶满地，我已经冻得不行……”把国定路唱成了“网红”。

然而，当我把目光投向国福路时，却犯了难：它该如何定位呢？20年前，我曾住在政肃路上的复旦第十宿舍，小区垃圾箱房却设在国福路。除了去倒垃圾外，我不记得那时我是否从头到尾走过国福路。国福路既不车水马龙，也不四通八达，从邯郸路到政修路，全长仅300余米。那时，原本开在国福路的玖园（复旦第九宿舍）大门早已移至国顺路，国福路显得内敛、幽静，与世无争。2005年，邯郸路成为中环线后，“前不着村”的国福路更加孤独、落寞。

查一下史料，国福路的资历倒不浅。它辟筑于1940年，以今邯郸路为界，分南北两段，南段路名“协仪路西二街”（一说西三街），即今国福路段；北段名为“同化路西四街”，直达界泓浜（今复旦“本北高速”北侧）。所谓“协仪”“同化”，实际上是日本占领军打着“日中协进”旗号，行殖民之实。抗战胜利后，南北段路名沿用“大上海计划”路名命名原则，统称为“国福路”。上世纪50年代，复旦校区东扩，国福路北段融入校区，南段就成了最短的“国”字头马路之一。

国福路两旁，原是一片田野和沟渠。但在路西侧，却老早就有一幢欧式别墅，绿瓦黄墙，外形呈圆弧形，俗称“绿屋”。1956年前后，复旦出资将其买下，作为陈望道校长寓所（底层设语言研究室），门牌号为“国福路51号”（以下简称“51号”）。一个难解之谜是，早年这一带荒无人烟，51号由何人建造？为何选址此地？它究竟建于哪一年？出于好奇，我曾多方打听，不得要领。几天前，老复旦子弟张业新先生告诉我，他曾听人说起，51号建于1930年，原为华兴铁工厂老板所有。华兴铁工厂位于其美路（今四平路）国权路口，1949年后更名为“国营上海机床附件厂”，至上世纪90年代拆除。张业新还透露说：“大概在1980年前后，我与江湾医院老职工张文炳路过国福路，他指着51号对我说，50年代初这里是‘血防站’（血吸虫病防治站），我曾经在这里上过班。”以上回忆，掀开了51号神秘面纱的一角。

51号北面，另有两幢结构相似的别墅，这是1956年杨西光书记主政复旦时建造的，门牌号分别为“61号”和“65号”，专供从浙大调任复旦的数学家苏步青、陈建功先生分别居住。后来，陈建功调任杭州大学副校长，65号一度空置，“文革”后期由生物学家谈家桢先生迁入。51号、61号、65号三幢别墅，从南到北，相互依存，原是玖园一个独特地方，留下过不少佳话。据说，陈望道校长常在51号院子周围散步，有时见到苏步青副校长正在61号院子里莳花弄草，他会走过去聊天。有一次，他兴奋地告诉语言研究室的同事，他刚去向苏先生请教了一个数学问题——那时，他正在定稿出版跟数量有关的“单位词”的著作。

当年，复旦校园里小楼不少，但真正称得上“别墅”的，只有四幢。一幢在燕园（俗称“小红楼”，今已拆）；另外三幢，就是51号、61号和65号。多年后，随着主人去世或迁离，三幢别墅一度破旧不堪。2018年5月，修葺一新的51号作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正式开馆，各地参观者纷至沓来。一位复旦校友告诉我，他以前在校读书时，从未听说过国福路，是“《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吸引他重返母校，踏足国福路。在建党100周年之际，经过修缮的61号苏步青旧居和65号谈家桢（陈建功）旧居，与51号一起，被定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建筑群”，对公众开放。

从此，国福路不再寂寞。有了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建筑群”，国福路纵然再低调，也可以与其他历史文化名街平起平坐。而对我来说，定位国福路的个性，也已不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