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空白”的入党申请书

诸詠芬

编者按：七月，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回望百年风华路，能走得更远、更持久的人，都是心中有信仰、永葆初心和使命的人。“十日谈”今起刊登一组《心中有信仰》，请作者从亲身经历出发，讲述中国共产党这盏明灯，如何给我们的前行增添无穷的力量。

1940年9月，当时我14岁，亲眼看见我哥哥被日寇无端殴打，姐姐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捕入狱。面对凶残的侵略者，中华大地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军民、各校师生抗日热情日益高涨，我也在学校地下党的影响下，加入了党领导的抗日秘密外围组织——学生界抗日救国协会。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地下党秘密活动的开展，我特意给自己取了一个男孩名字——王炜翼。王是三横王，因为母亲姓王，是一位革命妈妈。炜是火字偏旁的炜，为什么要加个火呢？因为这团火象征着我燃烧的革命热情，象征着祖国伟大而光明的未来。至此，我立下誓言：我要用自己一颗小小的火苗，点燃千万颗爱国青年的心，燃起抗日救国的熊熊烈火，埋葬日本帝国主义。

之后，在参加一系列抗日活动和学习了马列主义等进步书籍后，我得到了锻炼，思想得到了成长。我逐步意识到，只有加入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抗日救国的抱负。我按照地下党组织的要求，用秘密的形式，填写了入党申请书。因为时局的动乱，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我按照要求，在一张白纸上沾上面粉加水调稀的液体，秘密书写了入党申请书，这种申请书干涸后看不到纸上的文字，阅读时需要用碘酒在纸上刷一遍才能识别。1942年8月27日，上级党组织批准了我的入党请求，从此，我正式成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党员。

日寇占领上海租界后，地下斗争环境更为险恶。一次，我开完会回来，路过虹口区海宁路口，看见有个人在等8路有轨电车。汉奸质问他在干什么，那人回答：“在等8路。”汉奸听后，竟把他当成“八路军”抓了起来，足见当时形势之险恶。

那时我们既要防范日寇汉奸，又得提防国民党特务的抓捕。每当我外出执行任务时，随时随地都要注意身后有没有敌人跟踪。对上级下达的指示我们大多数不用笔录，而是牢记在脑海中，除非遇到一些重要内容，也只能采取打乱顺序的方式，分别写在书的不同页码上进行秘密传递。

因为工作需要，我常常要和其他地下党员接头。接头，对地下工作而言是一件极平常又十分危险的事，稍有马虎就会造成党的损失。通常，我们会选择在某个党员家中碰头，我家就是联络点之一。每次接头前，在妈妈的帮助下，都事先设置安全警号，要么在窗玻璃上挂条手绢，要么在窗台上放盆花，一旦有危险就迅速扯下手绢或推下花盆，警告外面的同志赶快撤离。

有一次，同志们来我家接头，不巧遇上弟弟回家找书。接头的同志不认识我弟弟，以为出了情况，立马警觉起来，可抬头看我家窗台上是安全警号，又疑惑了起来。于是，他们让对面一家和我认识的小饭馆送了碗馄饨，如果我收下，则表明安全。如果我不收，则有异常情况。过了一会儿，我明白了他们的用意，下楼去接他们，这时大家才松了口气，原来是虚惊一场。

日月如梭，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些往事，仿佛就发生在眼前。在那些充满残酷斗争的忧患岁月里，我和同志们一道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我们努力发展壮大地下党组织；在一次次面对白色恐怖的考验面前，我们义无反顾……只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只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建立新中国。

永志不忘，那夜，万人同唱《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