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伟
那天,从黄兴路上钢二厂原址出来,往北走,走到控江路转角,就看到一幢熟悉的老式工房大楼。这大楼,我一直不知它有没有名字(门牌分别为黄兴路601-603号、控江路1434-1444号),姑且称它“转角大楼”吧。它高五层,楼面朝东、东南、南三个方向,呈八字型。猛然觉得,它跟1989年竣工的五角场朝阳百货大楼很像。不,应该是“朝阳”像它。“朝阳”虽然楼高九层,但早已拆除。而转角大楼,要比“朝阳”年长近30岁,今天依然矗立在控江路上。
控江路,横亘在杨浦区中部,筑于1926年。它的路名,不是以地名人名命名,而是出自宋代《云间志》,“负海控江”。与周边马路比,控江路有古韵,也就有点沉雄孤傲,建成后,除了在1935年成为首届“半程马拉松”折返段外,一直冰清水冷。它的突然“红火”,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末。那时,上海在市郊打造卫星城,新式工人生活社区流行。这种社区,将居民住宅与商店、学校、医院、公园、文化馆等一字排开,统称“一条街”,深得各界好评。在“闵行一条街”“张庙一条街”等的垂范下,“控江一条街”应运而生。上述转角大楼,就是“一条街”的样板:上层为住宅,底楼是百货商场。那商场,名字叫“凤翔”,五金鞋帽文具日用品,应有尽有,顾客盈门。
在我童年记忆里,这幢转角大楼的三个朝向,各有风景。东面,走过控江路1200弄,就到了靖宇南路,那里有一所靖南中学。陈思和老师在《暗淡岁月》一书中回忆,1967年,他曾入读靖南中学,“这所学校实在是没有什么地位和影响,也被人看不大起的”。不过,与靖南中学一墙之隔,倒是有一所“名校”,控江二村小学。小学内附设的幼儿园,是我开蒙的地方。依稀记得,每天上午,靖南中学的广播喇叭里,就会响起雄壮、高亢的乐曲。有一次,幼儿园上图画课,老师用沪语说,今朝要画“控江一条街”。此时,我正被隔壁中学里的乐曲声分心,没听明白,以为是“控江一调羹”。待老师展开样画,我才看清,“一调羹”原来是一幢楼!对,就是转角大楼。
东南面,正对着控江文化馆。在“控江一条街”上,它既是圣殿,也是方舟。文化馆内放电影,生意特别好。一到节假日,朝北的售票窗口,就是一扇金拱门,门一开,一只只攥着钞票的手,拼命往里伸。陈思和说,他在那里看过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而我印象深的,是看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里面的男女主人公,碰碰就要流眼泪,涕泗横流,这让我看不懂。到了傍晚,文化馆门前广场,就变身为“民间房屋交换中心”,人头攒动,气氛热烈。那时没有房产中介,人们要换房,就自发齐聚这里,碰碰运气。换房者手拿纸片,上写:“两万户”,二楼朝南,14平方,煤卫公用;或是:“石库门”,客堂间带天井,25平方,有煤无卫……
南面,是凤南一村。新村路口,原有一棵银杏树,树龄百年,叶如伞盖,三人合围也抱不过来。这棵树,后来被“搬”进了上海人艺排演的话剧《一家人》中。这部戏,舞台背景是“一条街”,故事情节就发生在一棵百年银杏树下。该剧编剧之一的胡万春先生,是从上钢二厂走出来的工人作家,当年就住在“控江一条街”。据他描述,站在他家阳台,就能看到这棵古树……很遗憾,从我记事起,就没见过它。我只记得,路口五层工房底楼,有一家新华书店,店堂很小,我放学后常去。柜台边,常年端坐着一位营业员阿姨。她的样貌,很像《摘苹果的时候》里的人物,眉眼细细的,脸盘大大的。也许是寂寞,每次见到我,她就喊:小胖子,侬来啦?大概当年我跟她很像。记得有一次,我用零花钱2角9分,买了一册京剧连环画《智取威虎山》。几天后再去,她告诉我,上级通知,那连环画价格定得太高了,不利于“普及样板戏”,改售价为2角。第二天,我拿着原书去退款,她利索地在封底敲章,退给我9分钱。临出门,她大声喊道:小胖子,侬今朝发财嘞!
这一声喊,穿越时空,音犹在耳。现在,我就站在书店原址旁。抬头四望,内环高架凌空而过,凤翔百货、控江文化馆等,连同小书店,都没了踪影。惟有转角大楼,依然朝向三个方向,默默守候,深情款款。它似乎在告诉我,“控江一条街”嘛,早已成为过往。今日之“大杨浦”,北有五角场,南有杨浦滨江……此刻,我心里忽然涌上一句“繁花”式的话:控江路看在眼里,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