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廷芳的“书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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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清

“书生气”，在我们的传统里似乎并不是个褒义词，而更像个贬义词。此词的出处，来源于南宋诗人范成大《次韵宋佛阅番乐》中“洗净书生气味酸”之语，似暗有讥讽之意也。

今天，人们在讲到书生气的时候，往往是指读书人（知识分子）把问题看得简单、甚至幼稚。换种说法，也叫“不成熟”。自然，在那些明事理、懂世故的所谓“成熟者”眼中，谁思想单纯，谁天真，谁较真，谁坚持原则，谁坚持真理，谁似乎就满身“书生气”。

相反，我倒是一向以为，书生气是知识分子身上最宝贵的一种东西。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不以气节为傲，不敢讲真话，不愿坚持真理，也去追求什么“圆融通达”“进退分寸”，以至于“见风使舵”，则真就是社会之大不幸了。

知识分子、读书人本就应当做社会的良心，本就应当做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让我们能够有所安慰的是，在不少老一代知识分子身上，他们的“书生气”不仅是天生的，更是可爱的。

作为叶廷芳先生多部作品的出版者和读者，我特别愿意推荐他2016年出版的一本小书《西风故道》（海天出版社），因为这本书于我可谓是教益良多。书中，叶老师有多篇文章回忆自己的老师、朋友，记录了他们的闪光点，特别是他们身上洋溢着的、浓浓的、可爱的书生气。

冯至先生是叶老师的大学恩师，也是他在科学院（社科院前身）外文所的直接领导。叶老师在书中讲到冯先生一件感人事。

1958年，北大在西语系掀起一股“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热潮，各专业都忙着拟定自己的重点批判对象。而冯至先生直接主持的德语专业，一百多名师生集中在一间大教室里，大家几乎一致提出要以歌德为批判重点，因为歌德在年轻时就很欣然去朝廷做大官，不惜与王公贵族为伍。在讲台上主持会议的冯至先生则表现出难言的苦衷。在大家都在眼睁睁地等他决定的时候，他最后以深沉而诚恳的语调说：“同学们，你们现在还不知道，歌德在德国人民的心目中具有多么崇高的威望！我们批了歌德，会伤害德国人的民族感情的。”冯至先生的话语让大家的心灵受到极大震动。当然，这个动员会以不了了之而结束。叶老师作为德语专业学生参加了这个会议，目睹了冯至先生带有“书生气”的“勇敢正义”言行。叶老师如此评价冯至先生：他在大会上的这一勇敢行为，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当时甚嚣尘上的“左”倾思潮一个有力阻击，不仅维护了德国古典文学的尊严，保护了德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而且也维护了北大在德国人民面前的固有形象，尤其重要的是给我们这些根基还很浅的青年学子上了“什么是科学态度”的深刻一课。

冯至先生不仅是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与翻译领域的开创者，也是中国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大诗人。我记得屠岸老师曾经讲到，他最钦佩的中国诗人就是冯至。诗人一定具有“赤子之心”，当然诗人身上可爱的“书生气”一般也是最突出的。

叶廷芳在书中，还讲到了另一位他尊敬的，同时也是书生气十足的翻译大师杨宪益先生。大家知道，杨先生与其英籍夫人戴乃迭比翼齐飞、举案齐眉，合作翻译（英译）了大量中国古代经典文献，最精彩最让世界震撼的是，他们将《红楼梦》译成英文出版，在整个英语世界传为佳话。据叶老师介绍，杨先生曾蒙受牢狱之灾，当然主要是那个荒谬时代的罪错，但同时也与杨先生单纯善良、对任何人都不设防的“书生气”有关。杨先生在抗日期间的重庆与一位英国外交官结识并成为好朋友。但后来这位外交官随国民党撤往台湾了。这在动荡年月里便成为杨先生作为“外国特务”的“罪证”。事实上，杨先生夫妇是真正的爱国者，优秀知识分子。

论书生气，叶廷芳老师本人其实一点也不比他书中讲到的其他先生少，甚至更多些。叶老师作为继冯至先生之后最有成就的德语文学大家，其学术贡献与社会贡献远超过他的专业。在文学创作、建筑美学研究、音乐美术鉴赏与社会公共事务等多个领域，叶老师都有自己独到的思考与观点。他所经历的人生苦难与坎坷，一点不比他的师辈少。其中一件事尤其让我印象深刻。

他在北大上学期间，本来有机会入党。但由于他满腔热忱地向组织交心，将自己家里被错误划定“富农”的情况如实讲了，导致最终党组织在发展工农出身学生与“富农子弟”学生入党之间，没有选择他。如果叶老师不那么书生意气，将自己那点家庭情况隐瞒，可能就是另一种人生际遇。

书生气，说到底，其实是一种正义之气、正直之气、正当之气。环顾今天，我们的社会，书生气不是多了，实在是太稀缺了；不是廉价了，而是太珍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