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廖世承院长

陈伯通

我今年87岁，喜夜思，忆过往，其中廖世承院长关怀我的情景常浮现脑中。今年10月20日是廖院长辞世50周年纪念日。

1961年10月里的一天，我在上海师范学院东部南大楼，给中文系一个年级上“外国文学”课，内容是剖析《悲惨世界》，我带着比较丰富的感情讲完冉阿让的遭遇，接着讲了女主人公芳汀和她的女儿珂赛特的悲惨命运。最后，我提醒学生，阅读作品时，千万别放过一个情景的描绘：冬日，冰冷的早晨，6岁的珂赛特头发凌乱，穿着破烂而又单薄的连衣裙，冻得通红的小手紧握着扫帚，在旅店门口打扫，两只大大的眼睛挂着两串泪珠。我说，同学们，凡有一点人性的读者，阅读至此，无不为珂赛特的悲惨命运而一掬同情之泪。难道我们是没有人

性的人吗！说完，我掏出手帕抹拭着湿润的眼睛。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我慢慢抬起头，朝教室最后一排望去，原来，除了教研室主任朱雯教授，还有廖世承院长也在听我讲课。下课后，我快步走到他俩面前说，请多指教。两人相视微笑一下，廖院长说：“我被你的激情打动了。教师讲课就应该这样，特别是文学课。文学作品是通过文字形象塑造来打动读者的。我们不能做冷冷的旁观者，特别是文学教师。朱教授，你说是吗？”朱雯教授微笑着表示赞同。我早就听说过廖院长关心青年教师成长，常下基层，不声不响，一个人走到教室听课，课后还提出意见供参考。这次，我亲身体验了廖院长和蔼可亲的态度，真是令人难忘！

此后，在校园里遇见廖院长，他总是面带笑容问起我的其他情况。他得知我刚从人民解放军转业到我校工作不久，老家在广东，一个人生活在上海，问得最多的就是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一次，我俩在东部湖边相遇，他说要到我住的地方看看。我带他来到第三琴房（原上海音乐学院教学用房），房间不足5平方米，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靠背椅，一个书架，整个房间就被塞得满满的。一个从部队带来放衣服的手提箱也只好放在床下，一点空间也没有。廖院长略带遗憾的口气说：“学校创办至今，时间不长，各种设施欠缺很多，只好委屈你们这些青年教师了。请多谅解。”接着他掀开床单，下面只有一张稻草垫。他叹了口气，说：“上海不如广东暖和，仅有稻草垫是远远不够的。”我说：“马马虎虎对付得过去，在部队习惯了。”我又告诉他，几天前，中文系现代文学组的任钧教授（上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歌会”创始人、著名诗人）也到我房间来过，给了我几张棉花票，叫我买棉花垫。他跟我同乡，同是广东梅州人。廖院长听我说后，频频点头。几天后，廖院长也托人给我带来棉花票，叮嘱我去买张厚些的棉垫。

1964年至1965年，两年里我先后带领过三届学生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锻炼，较少回校。一次，在中文系办公室（原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办公室）遇见廖院长。他说很长时间不见面了。我说最近正式结束了在松江县的“四清”运动工作，因调到团党委秘书处工作，才回校不久。他说回来就好。他又说，听说你已结婚成家。我说：“是的。对象是我系1962年中文系毕业生，现在卢湾区向明中学任教，我曾经教过她。”他笑呵呵地说：你们是真正的师生恋呵，很好，很好！他又问家安在哪里。我告诉他：在静安区泰兴路，靠近上海市政协俱乐部，与丈人丈母娘住在一起，全家都讲广东话。告别时，他说：“不久我要到政协俱乐部参加活动，有机会顺便请你和爱人一起见见面，吃吃饭。”我忙说，同意，同意。廖院长的平民作风可见一斑。

最后一次遇见廖院长，是在1968年秋的一天。那时学校贴满大字报，派别争斗已经非常激烈。我在西部教工食堂吃完中饭，缓步向东部走去。路过西部教学大楼南大门前，一眼看见廖院长双手紧握拐杖，高瘦衰弱的身躯紧靠大字报栏前，很吃力的样子在看大字报，我趋向前向他问好。他回头一看，是我，很是高兴。接着问我参加了哪一派。我说：“什么派都不参加。老师们说我是逍遥派。与其打派仗，还是回家抱小孩好。”他连说：“那就好，那就好，你很聪明。”

想不到这次会面竟成了诀别！又过了两年，他就离世了。不久又得知，连一个像样的追悼会也没有举行，真令人唏嘘不已！

和蔼可亲、朴实善良的廖院长，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