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录《牛虻》想开去

童自荣

像我这样年纪的，恐怕有相当多的朋友都有两个情结：一是翻译片配音的情结，二是俄罗斯情结。那时有两本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在年轻学生中，几乎是无人不晓、无人不读，我们所受的一部分教育，应是从这两本书中得来的。《牛虻》本是英国作家的杰作，因为最初的版本是从俄语本翻译成中文的，有些人就会产生一种它是苏联小说的错觉，那么主角当然也就是苏联英雄啰，这倒挺有意思的。

上个月，上译厂忽来电话，邀我在厂里录音棚录制“广播小说”《牛虻》，又说让我配书中主角“亚瑟”。我很开心，当即接受了这个任务。其实，我早在退休前，就有心愿录制《牛虻》，不是一个人又录旁白又录对白，而是做成广播小说的样子。我又一直心仪让孙道临老师来配蒙泰尼里神父一角，总觉得在上海非他莫属。书中有关神父的描述令我印象十分深刻：“蒙泰尼里的声音很低，却圆润、响亮，音调像银子般纯净，因而使他的谈话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是一个天生演说家的富于抑扬顿挫的声音。”可惜，当时太晚了。如今真要录《牛虻》了，这样一种角色安排却永远只是一个梦了。

上译厂现在主动策划、组织开辟语言艺术新阵地，录制广播小说样式的外国小说，如《牛虻》《战争与和平》《基督山恩仇记》（这些小说从前都还配过有关的电影），以此为社会多一点贡献，也积累一些配音的人气，这实在是大好事。这些外国小说，使用的基本上是翻译片厂的演员，毕竟会多一点洋气、贵气，还有自然会流露的必要的腔调，这样一种安排亦是高明的。我知道，上译厂的影迷朋友们，依然在牵挂着上译厂，依然在给予我们温暖的期待，那么对类似以上这样的举措会否也举双手赞成和热切关注呢？

目前，我的所有对白都已录完，将来可在媒体上网上接受大家的评头论足。我自感是应当更好一些的，毕竟现在录东西与十数年前相比是吃力多了。比方嗓子状态，那些语速快、台词量大的段落对付起来也不易；还好，碰到激情戏反倒不那么吃力，只是边上须备上一些纸巾就是了。再说还有许多不习惯。如：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唱“独角戏”，没有现场演员间的相互交流和刺激；又如：不设导演，无人在边上客观地指点和提醒（而我是喜欢有导演帮着把关的，像从前在棚里配音）。也许碍于种种的原因吧，造成了现在的“新业态”，恐怕今后为了新的合作，亦要有所适应了。

由这回《牛虻》的录制，倒也勾起了我一些思考、一些新的想法。目前都围绕外国小说进行，那么是否亦可开始把眼光也放到中国经典作品上呢？比方：把曹禺先生的经典之作《雷雨》，录成广播剧，在电台和网上与观众见面。我们早就倡议，恢复成立方言话剧团，现在就可以积累一些人才和经验。《雷雨》可用两种版本：普通话版本和上海话版本。我虽已年迈，听起来还马马虎虎，我可报名试一试《雷雨》中的小少爷一角。尤其是方言版的，我很有创作欲望。让“佐罗”开口说上海话，蛮好玩的。又比方，录制《三国演义》。在上海范围内，通过海选，挑出最合适人选来扮演各个角色。当然，这里的诸葛亮一角恐怕很难寻觅，要慎之又慎，需组织高端学者及有经验的艺人一起来把关审定。

想到最近有一回，我曾询问梁波罗大师兄：依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是否有可能安安定定在棚里录制广播小说呢？他回道：这倒是可以的。（哇，我心里内定要推荐他用方言录《雷雨》中大少爷一角呢。）

像梁兄这样的年纪都可参与棚里的录音，那么社会上那么多退休的学过表演的朋友，应当更可以“上蹿下跳”了——开个玩笑。确实，继续能从事一份心爱的艺术工作该是多么的幸福。我以为这是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这里仅指我们话剧、影视领域），如何在身体状况允许、自己又愿意的前提下，尽可能抓住和创造机会发挥这些朋友的潜能呢？这亦是期望上海文化界来真心诚意地作好调查研究的。只要操作得当，亦不必有会影响青年朋友成长的顾虑。

如今，我们上译厂开始开展这方面的活动了，我深感欣慰，又深感，这件事也可以抓紧做，不要像录《牛虻》那样，本或可由孙道临老师来扮演角色，等到这件事落实做了，孙老师却已驾鹤西去。

归根结底，发挥老艺人们的作用，是社会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