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家”黄克孙

何华

2008年，我当时所在的“八方”出版社老板潘国驹教授安排我去南洋理工大学访问物理学家兼诗人黄克孙（1928-2016）教授，从此与黄教授结下一段善缘。黄教授年轻时因衍译波斯诗人奥玛的《鲁拜集》，享誉文坛。晚年自美国麻省理工荣休后，每年到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一年里大半年时间在星洲度过。

我有幸担任黄教授几本书的责任编辑，一开始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和他开始交往，渐渐有了私交，和他聊些工作之外的文艺话题，成了忘年交。黄先生虽是物理学家，但他雅好文学、音乐、舞蹈、书法，本质上，他是一位“诗家”。

黄教授在“八方”出版的两本诗集《沧江集》和《梦雨录》，除了旧体诗，也有不少新诗，黄先生说：“其实，写新诗比写旧体诗还要难，没有规矩反而更加不知所措，要把新诗写得有诗味，非常不容易。”他认为，中国现代诗人的白话诗太雕琢词藻了，不够质朴，包括余光中。真要玩词藻，怎么比得过五代两宋词。但黄教授推崇艾青，认为他的诗有新气象、有穿透力。他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他死在第二次》《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都很平实感人。随即，黄教授背诵起来：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黄教授赞叹：“你看，这诗写得多么与众不同。古人也写雪，但从来不这样写的。”

犹记2014年10月底，黄教授说他一两周后要返美，问我是否有兴趣去维多利亚音乐厅，听一场室内乐演出：一对不太出名的澳洲兄妹的双小提琴组合，曲目包括了巴赫和欣德米特。音乐会在11月2日的下午，我随即订了票。那天，黄教授穿了正式的西装，打了领带，毫不马虎，可见老派人对“听古典乐”这事的尊重。我也受到影响，从此，去音乐厅都会尽量穿得体面点。他对刚翻新的维多利亚音乐厅建筑很是赞美，演出前，我们逛了一会儿。之前，黄教授身体一向很好，言行及精神状态不像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可是，那天黄教授显然体力不佳，走了几分钟，即在中庭的台阶上坐了下来，他说最近身体不适，回美国后要找自己的医生看看。现在想想，或许那就是一个预兆。听音乐时，黄教授兴致倒是很高。

2015年，黄教授没有踏足南洋，令人牵挂。圣诞节的时候，我写信问他何时再来，他回邮道：“现患癌症，在治疗中。能否旅行尚未知。”淡定的他仿佛说着别人的事。

2016年7月，他预感来日不多，寄来一本书稿《平居有所思》，涉及文学和物理的创作经验，可以说是他一生文学与科学两方面的总结。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和我仍然电邮来往不断，校对修改此书。8月中旬，我寄他两封电邮询问印刷前还有修订否，未见回音，心想不妙，即刻内部制作两本样书快递给他。几天后，收到黄克孙女儿的回邮：“我父亲状态不适，他让我代他回复。感谢你这么快就寄来了样本，他很喜欢。他感觉自己的工作终于完成了。他要我一定转告：他为你感到骄傲，并感谢你能够在他最后的几年里为他带来很多美好的经验。”十天后，传来了黄先生去世的噩耗，享年88岁。

很幸运，我一路走来遇到不少有学问有格调的老人，在他们身上领略到人生的老趣味和老道理。和黄克孙这样的人接触，会时时提醒自己的无知与肤浅，也告诫自己要心生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