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天背后的人

程国政

在中华艺术宫举办的敦煌艺术大展落下了帷幕，但人们对于敦煌的热情犹在。

自从那位王道士无意间打开了敦煌藏经洞的门，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华尔纳等一批又一批强盗纷纷前来劫掠敦煌文物，甚至用胶布粘取剥离壁画，敦煌就像风雨飘摇中的无娘孩儿，饱受摧残。此时，罗振玉等奔走呼号，李丁陇、张大千等以临摹为抢救。1941年，中华大地虽然正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于右任依然带团来到了敦煌，目睹惨状痛心疾首地说：“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

1937年，梁思成等在五台山发现了唐构佛光寺，他正是以敦煌第61窟的《五台山图》为指引的。此前，日本学者关野贞等宣称唐代木构建筑遗存在中国今已全无。你知道在那个日寇蹂躏神州的年代，这句话对国人的刺激有多大吗？

常书鸿在巴黎的旧书摊上发现六册的《敦煌图录》，他说：“还整天张口闭口希腊、罗马，祖国有着这么灿烂辉煌的艺术宝库，我一个中国人竟然现在才知道！真是数典忘祖、羞愧到家了！”于是，他回到了祖国。

“书鸿啊，你想不想去敦煌艺术研究所上班呢？”1942年的一天，梁思成对他说，原来敦煌考察回来的于右任已推动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去啊，肯定要去呀，哪怕就我一个，也得去！”常书鸿很兴奋。当众人要把研究所设在兰州，他不干，非设敦煌不可。就这样，他在敦煌一辈子，成了洞窟守护神。

1944年，在重庆国立艺专读书的段文杰看了王子云、张大千的敦煌展，一眼定了终身，1946年到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一辈子未曾离开。65年里，他始终忍辱负重、孜孜矻矻、胸怀宽广，主编包括《敦煌石窟艺术》（22卷）在内的大量著作，被称为“是敦煌艺术研究的集大成者”。业界说，如果没有段文杰坚忍不拔地开拓，就没有敦煌研究院的今天。

再往后，1962年，学校安排樊锦诗和3名同学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其间，樊锦诗几乎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没待到三个月，她就病倒了，只好提前结束实习。离开敦煌的时候，她暗暗对自己说“再也不来了”。然而，相隔不到一年，她就被分配到敦煌。一个上海长大的姑娘，却把自己的一辈子交给了满眼黄沙、气候恶劣、人烟稀罕的莫高窟，樊锦诗说：“每当苦闷和烦恼时，我都喜欢去第158窟看一看。”她说，这尊卧佛，是世界上最美的。大佛的安详、慈悲和超脱之美，总是能让我很快回到大光明的境界，归往神圣的敦煌保护事业。由于她带领的团队积极推动，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她带队完成敦煌莫高窟文化遗产法制化和“数字敦煌”工程建设，为“莫高窟再传一千年”等作出重大贡献。

现在你去敦煌，洞窟潦草转一圈（因为保护越来越严格），离洞窟不远的数字敦煌可看可感可沉浸，想看多久您随意，这些都是樊锦诗等人的工作成果。因此，她也被世人亲切地称为“敦煌的女儿”。

何以敦煌？因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