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而伟大的征程

毛树兴

我出生于1925年，在岁月的长河中，那些被战火洗礼的日子，如同一幅幅泛黄却依旧炽热的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

犹记得在群业中学读书的时光，年少的我，心中满是对未来的懵懂憧憬。彼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践踏，校园也被奴化教育的阴霾所笼罩。就在这时，黄振汉老师如同一束光，照亮了我混沌的世界。他言辞恳切，告诉我在这被侵略者操控的学校里，所学皆是毒害灵魂的东西，唯有投身于追求光明与正义的道路，才是真正的出路。从那时起，共产主义的种子在我心底悄然种下，生根发芽。

黄振汉老师不仅是思想上的引路人，更是行动上的践行者。他带领着小分队，毅然决然地向虹桥机场发起袭击，那是一场众人明知艰难却毫不退缩的战斗。虽因侦察不足、力量悬殊而未能成功，但他们的英勇无畏，让敌人也心有余悸。而我，有幸在他的信任下，承担起送信、送情报的重任。每一次怀揣着机密，在街巷中穿梭，风声在耳边呼啸，都像是革命的战鼓在敲响，我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不敢有丝毫懈怠。

13岁的我，满心都是对革命队伍的向往。当支队要调走时，我急切地想要跟随，渴望奔赴更广阔的战场。然而，黄振汉老师却让我留下等待，他说后续还有同志要来。我站在路口，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满心不舍与迷茫。此后，漫长的等待如同无边的黑夜，却未曾磨灭我心中的信念。

1941年，洪锋同志的到来，让沉寂的生活再次泛起波澜。他在我家建立嘉太宝公会，我继续从事交通联络工作。在地方的协助下，石村小学应运而生，我的二哥毛平东和洪锋同志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学校条件艰苦，却充满希望。后来迁至唐之庙，改名为唐之庙小学，伪保长龚培明，也就是我妹夫的哥哥，在学校的建设中出了不少力。这所小学，成了我们秘密活动的重要据点，党员们在这里相聚，共商革命大计。

那些在战火中流离失所的共产党员，如张维忠、冷涛等人，纷纷在我家落脚。家中虽无余财，我们仍倾尽全力，以麦饭果腹，却将白米饭留给他们。他们白天外出奔波，为革命寻找出路，夜晚归来，疲惫的身影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愈发坚定。毛平东同志还介绍冷涛同志去外冈小学任教，冷涛成家后有了女儿王阿妹，平凡生活的片段，也为艰苦的革命岁月添了一抹温情。

周家村的周炳玉，与国民党、共产党都有往来，和土匪武装邓敬烈梯队关系密切。我们试图通过周炳玉说服邓敬烈投共，以壮大革命力量，可最终未能成功。还有一支由谭继诚领导的游击队，与吕炳奎的队伍相互支持，我们也想发展武装，对抗邓敬烈梯队的恶行。然而，副大队长刘光明的无恶不作，引起公愤，最终被日本人处决。

在洪锋同志的领导下，我与青浦支队部的顾福生单线联系，传递情报。部队急需药物，大哥毛楚珩和二哥毛平东千方百计买来，由我伪装成走亲眷送出。有一次，途中遭遇日伪军扫荡，我逃到伪保长家，躲在散发着霉味的烂稻草堆里，从清晨熬到半夜。之后被送到后方医院，又转至支队部，顾福生的表扬，让我满心自豪，也更坚定了继续前行的决心。

后来，王同衍同志得到消息，有一批枪支藏在番麦地里，我赶忙通知毛平东和洪锋同志，顺利将枪支取回，组建了新四军小分队。但消息走漏，敌人准备围剿我们，周炳玉及时告知我，部队得以安全撤退到昆山巴城。在那里，我在娘舅张伟春的资助下，于酱色麦芽糖厂建立交通站。日本投降后，我又回到南翔，在复泰酱园当学徒，建立南翔交通站，并发展了李志兴等同志入党。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危险如影随形。国民党特务怀疑我是共产党，通过表弟打听我的情况。表弟虽有所察觉，却为我打掩护，让我躲过一劫。这些惊心动魄的经历，成了我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