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大建
金经昌教授(1910—2000)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科的创始人和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事业的开拓者,也是我在同济40年敬为精神楷模的前辈学者。金先生在业内外广被流传的故事,包括1949年前从德国回国后作为核心人员研制大上海都市计划;新中国成立后规划设计曹杨一村;改革开放初提出上海新客站南北入口高架方案等。金先生还是独树一帜的摄影家,出版有《金石声摄影集》。我读金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他1987年退休后给新民晚报“夜光杯”写的30多篇随笔文章。他从老百姓关心的日常生活小切口,讲一些城市发展与规划建设的“大道理”,而这些大道理现在仍然值得咀嚼反刍。这里有三个故事可以讲一讲。
故事一有关上世纪80年代上海市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4.1万人。这是40年前上海城市发展的主要矛盾,记得1986年上海人均居住面积是6平方米,困难户的标准是4平方米即只有一张床的空间。金先生写文章说,以每平方公里实有的人来说,上海市区是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居住最拥挤的地方。于是:你到南京路第一百货,看到的是人的万头攒动;你到西郊公园,看到的是57路公交车排队神龙见尾不见首;你坐公交车看到了上海人独有的挤车弹性系数,体会什么叫站无立锥之地;上海人两层楼的房子因为搭阁楼而变成了四层……金先生说,排呀,挤呀,因此上海人平时总想躲在家里,不出门去。说完了这么多,金先生的文章用两句话作结尾:一句是专业性的,说我希望上海城市建设要采纳疏解的方针;另一句是情感性的,说在宾馆里悠扬的乐声中,不要忘了“4万人一平方公里”。金先生的文章是有用的。事实上,过去40年特别是浦东开发以来,上海城市发展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疏解中心城区的人口,使得上海城市发展的人口密度可以达到相对适宜同时国际上可以横向对比的水平。
故事二有关上海马路人车分流的问题。那时候南京路这样的商业街多见人车混杂的情况。管理部门采取马路两边用栏杆把人拦起来的做法,结果是稍稍有利了车行,但却大大不利于人行。金先生写文章说,商业街就应该是步行街,商业区就应该是步行区,这是“人”的天下,天下什么车也不许进来。相反,交通道路就应该是“车”的天下,两侧最好是“无人之境”,在交通要道两侧搞商店引来人流,是为车流设障碍找麻烦。建设交通要道就像修铁路,把商店对着铁路开,天下找不着这样的傻子。金先生的结论是人车分流应功能明确,道路两侧的土地利用决定了道路的性质。对商业街就是要突出它的商业性,为创造“人”的天下服务;对交通要道就是要突出它的交通性,为创造“车”的天下服务。我1994—1995年在墨尔本访学,第一次体验到中心城区商业街搞步行街的好处,回国不久看到南京路开始搞步行街,为上海城市发展的进步感到高兴。后来看到金先生1988年就在“夜光杯”发了随笔文章,从中看到了金先生思想和眼光的超前性。现在围绕城市公共交通枢纽搞功能混合的TOD,人车分流仍然是需要坚持的城市规划和管理的常识。
故事三是城市公园应该园林多于建筑的问题。金先生写文章说,他家住在静安寺附近,出门就是21路电车。这21路车,东通虹口公园,西达中山公园,离人民公园和静安公园都不太远,然而他独爱中山公园。理由是中山公园的面积大、水面多、林木深,建筑比重甚微,使人感到处处与自然更接近。金先生讲道理说,城里人为什么要去公园,因为在市区里看到的都是房子,水泥森林看腻了看厌了,就要去公园看不是房子的森林绿地。如果公园里左一栋右一栋也都是房子,这样的城市公园就没有意义了。金先生批评说,我们不能用造苏州庭院的方式搞城市园林绿地。社会上所称的苏州园林其实是不确切的,因为所谓的苏州园林其实是亭台楼阁而不是园林绿地。金先生的这番言论写于30多年前,如果对照当下的城市公园和公共绿地,仍然有建筑面积和硬质铺装过多等过度设计的现实,可以看到金先生当年的文章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从金经昌先生写“夜光杯”文章,我脑中产生的一个题外之意的想法是,“夜光杯”是上海老百姓最喜欢看的新民晚报名牌专栏。现在专栏编辑每年编辑一本“夜光杯”文集,我的建议是什么时候可以单独出版一本“夜光杯”上像金经昌先生这样的理工类学者的随笔文章,可以领略科学家的人文思考以及用自己的专长解决现实问题的情怀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