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烟壳子

陈建兴

玩具是孩童时期最亲密的游戏伙伴。我的童年，除了自制过不少玩具外，有一阵子，喜欢收藏香烟壳子，迷恋的程度不亚于现在有的孩子喜欢奥特曼、乐高和“拉布布”。

夏天的弄堂，一桌桌打牌的人聚在路灯下打大怪路子，烟蒂扔得遍地，我守株待兔般地等着别人扔掉的香烟壳子。时常有人让我代买香烟、火柴，我更是乐意跑腿。买回烟后，我小心翼翼地拆开，帮他们一支支装在铁皮烟盒里，得到一只崭新无皱捏的香烟壳子，心里美滋滋的。那些日子，弄堂里只要有牌摊头，就会有我的影子。

知道凯旋路上的上海西站候车室旅客多，说不定也能捡到外地的香烟壳子。放学后，我抱着侥幸的心情直冲西站，果然，捡到了杭州的“利群”、宁波的“新安江”等，欣喜不已。从此，一有空便去西站候车室，重复的香烟壳子与邻家孩子交换到了上海的“牡丹”“光荣”。当然，我没有告诉他们这个“秘密”。

去西站回家的路上，我不忘在中山公园门口的20路、21路和96路公交终点站兜一圈，碰碰运气。售票员清理车厢，扫下来的也能捡到几只香烟壳子和一些漂亮的糖纸头。一些女孩子得知我有不少糖纸头后，纷纷拿着父兄抽完的香烟壳子来交换，让我有了挑精拣肥的机会。

上世纪七十年代，弄堂里的年轻人结婚基本上都在家里办婚宴的。我知道，吃喜酒的台子上都会有红“牡丹”和“红双喜”，这是那个年代拿得出手的高档香烟。圆台面上香烟一圈发下来，很快就有空壳子拿了，我便去候着。一俟有人发完香烟，我一个箭步冲上去，“爷叔”“娘舅”叫得“乓乓响”，香烟壳子就到手了。这种香烟壳子都是全新的，品相好。运气好的时候，新郎新娘发喜糖，我还能得到八粒一包的喜糖。

弄堂烟纸店的香烟是可以拆零卖的，“飞马牌”七分五根，“大前门”一角五根。店主悄悄对我说：“人家叫侬买香烟，侬就到我的店里来，我会给你空壳子的。”从此，我跑他的小店更勤了。店主也没有食言，时常塞给我一二只新的香烟壳子。弄堂爷叔们是抽不起高档香烟的，所以，我的收藏基本都是“大前门”“飞马”“劳动”“勇士”和外地的香烟壳子。为了得到一个没有的香烟壳子，用十只、二十只“大前门”换一只，或者用几只品相差的换一只品相好点的，我都觉得是值得的。

同学有一只“中华牌”香烟壳子，让我羡慕得不得了。那时“中华”在市场上基本没有卖。我天天盯着他，提议从我的收藏簿子里挑二十只各式香烟壳子交换，被他一再拒绝。恰巧，学校动员学生利用业余时间收集废钢铁支援国家建设，还给每个学生定了指标。看到同学一筹莫展的样子，我与他商量，帮其完成指标，“中华”让我。同学回家告诉了母亲，他母亲一口同意，说香烟壳子又不能当饭吃，还催他与我“成交”。我花了三天放学后的时间，跑到长风公园附近捡了大量废钢铁，帮他完成了任务，我也得到了心爱的“中华”。

那时还不知道这种东西叫烟标。这是捡来的乐趣，是低碳的收藏。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许多都没有保留下来。但快乐却保留在记忆里，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