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纫秋的处女作

李天扬

熟悉束纫秋的人都知道，这位新民晚报社的当家人，曾经是一位文学青年；而且，正是因为文学创作，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那么，束纫秋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小说的呢？似乎他从未道及。

在专职从事新民百年报史馆筹办工作不久，我在束纫秋长子束因立府上，意外发现尚有三本束纫秋青年时期的日记存世。第一本，写于1936年，束纫秋只有17岁。

17岁的束纫秋，在亚洲银行当练习生。这家小银行的工作是枯燥无聊的，青年束纫秋是多愁善感的。在日记第一页开头，他写道：“我记这日记的第一个希望，是它（这本日记）能够告诉我一切罪恶。”他对人生、对社会的愁绪可见一斑。从日记里可以看出来，文学青年束纫秋如饥似渴地阅读新文学作品。读书，占据了他绝大多数的业余时光。他的阅读范围，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新文学作家。

和许多文学青年一样，束纫秋在饱览名家名作的同时，也一直有创作的冲动。在这本日记里，发现了束纫秋的处女作。

这年3月5日，束纫秋在日记里写道：“在空闲的时候就写我的处女作——《祖孙》——这篇的模特，是拿去年在马路上所看见的一祖一孙，求乞的情形作的。写到吃饭时便写完，大约有一千多字，字句上还很满意。”

因为“很满意”，束纫秋决定将这篇作品投给《申报》副刊。这天下午，他给报社编辑写了一封信。他把全信抄在日记里：

编者先生：

附上的一篇东西，是我的处女作，不，只可称为练习罢了。

我是一个内地读私塾的人，所读的，都是“子曰”“之乎者也”的一类东西，对于现代的新文学，是一点不通的，以后到了上海，为从小就欢喜读小说的原故，于是就加入申报流通图书馆（现在是改“量才”了），因此便有和现代文学接近的机会，经了几个月的训练，竟使我视文学为第二生命，于是我又想创作了。

附上的一篇，是我下了几次决心，才把它写成的，内容的不佳，和字句的少斟酌，当然是在意料之中，但我又为什么冒昧地寄上来呢？这又是我的愚笨发明（？）了。

我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当然自己是不知道好坏的！而我的朋友中又没有一个可以指导我，更正我，只好想出这法子来了。

把我写成的东西投寄在有文艺栏的报纸上，如果可以登载出来的话，那我就可以知道我的写作，是稍有眉目了。不登载出来呢？那当然是不行了。这个原因，是想假编者先生的目光来断定我的程度高下，我想这一点苦衷，先生们也可以原谅的吧？

还有这篇东西里的错误地方，自然是不少的，若先生们以为可以指教，而更改一下，那更感激不尽了。

好了，无聊的话也说得太多了，诸位也有公事的，再谈吧！

祝你们快乐！

束纫秋 鞠躬

从这封写得畅达得体又小心翼翼的信中，束纫秋向未谋面的报社编辑简述了自己如何爱上文学，甚至“视文学为第二生命”的心路历程。

第二天，束纫秋开始誊写这篇稿件，但他“又怕别人看见要取笑，所以只好偷偷摸摸地写”。好不容易背着同事把稿子誊上原稿纸，又“怕它退回来给别人知道，所以还犹豫地没有寄出去”。这是因为束纫秋是住在银行宿舍里的。

写了，自然是希望发表的，束纫秋在日记里自问：“不知道可以‘第一个爆竹就响’吗？”

犹豫了三天，到3月9日，束纫秋终于下了决心：“一篇《祖孙》的稿子，决定明日寄出去”，但他把退稿的地址，写为好友殷钰坼的住处。这样，万一退稿，同事们也不知道了。

像所有的初投稿者一样，束纫秋寄出稿件后，就忐忑不安地盼着发表，接下来两天的日记里详细记录着——

12日，“一过五点钟，我就跑到楼上去翻阅《申报》，想看看我的作品究竟登载出来没有，可是又使我失望了。这篇东西我是知道失望的。但我却又要怀着（希望）的心去翻阅，结果看见没有又感到不快乐。这是什么道理呢？”

13日，“今天第一件事就是翻《申报》。我知道登载出来，是不可能的，但我又怀着希望的心去找，这，又是我‘矛盾’的地方。”“钰坼来，赶紧问他：‘稿子可退回来没有？’他的回答又使我的希望增加不少。他说：‘没有退回。’寄去已经三四天，还没有退回，说不定还有些希望。”

有意思的是，从3月14日起，束纫秋再也没有在日记里提及此事。也许，他很快就对发表不抱希望了罢。

虽然处女作投稿失败，但束纫秋并未停止创作。几年后，他以笔名“越薪”写的小说，成为“孤岛”时期的重要文学作品，还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此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