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世秋
有些身影,小时候只觉得很平常;走过半生再回头,才发现他们早已站在历史深处。程孝刚先生,对我而言,就是这样一位长辈。小时候,他是住在隔壁的程爷爷。我常在程家进出,记得他温和安静。那时的我哪里知道,这位邻家老人,竟是中国铁路机械工程的重要开拓者,也是上海交大的一位老校长。在上海,程老的外孙基民兄取出珍藏多年的照片和资料,看着那些泛黄的影像,我仿佛第一次真正走近程爷爷。
程孝刚早年留学美国普渡大学,学习机械工程。学成归国时,他给自己定下原则:“一不做官,二不教书,三不做买办。”他要做的,是中国自己的铁路。那时中国虽已有铁路,却远未建立自己的铁路工业体系。机车型号繁杂,标准混乱,许多重要技术岗位仍受制于外国人。程孝刚回国后辗转中东、津浦、胶济、北宁、粤汉等铁路,把几十年的精力投入机车运用、检修、工厂建设和人才培养。基民兄讲起一件往事。中国准备接管胶济铁路时,外国技术人员即将撤离。程孝刚提前挑选一百多名中国司炉工,亲自训练他们驾驶机车。正式接管那天,在外国技术人员怀疑的目光中,中国司机驾驶的客货列车鸣笛启程,最终安全、正点抵达目的地。今天,中国人驾驶自己的火车再自然不过;但在那个技术处处受制于人的年代,这列准时抵达的火车,承载的不只是旅客与货物,也是中国工程师和铁路工人的尊严。
此后,程孝刚参与制定机车检修规则、司机技术等级和铁路技术标准,推动中国铁路逐步形成自己的技术体系。当时中国铁路界素有“北有詹天佑,南有程孝刚”之说。
他留下的,不只有铁轨和机车,还有一位教育家的风骨。程孝刚与交通大学,一生三度结缘。1928年,蔡元培先生出任交通大学校长后,聘请程孝刚担任秘书长,主持日常校务。他提出,大学不仅要“教育真才”,培养有知识、有体魄、有独立人格的人,还应从事学术研究、保存和发扬文化。1947年,他第二次回到交大,出任交通大学校长。面对当时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他同情学生的爱国要求,坚持保护学生,不愿军警任意进入校园。压力之下,他最终辞去校长职务。学生们舍不得他,送给他一面锦旗:“我们不愿意您离开交大。”这句话,比任何评价都更能说明学生心中的程孝刚。新中国成立后,程孝刚第三次回到交通大学,先后担任教授、系主任、校务委员和副校长,继续投入教学、科研和铁路工程人才培养。1955年交大筹划西迁,年逾花甲的他还曾赴西安踏勘新校址。三进交大,从秘书长到校长,再到教授、副校长,身份在变,对大学的信念却始终未变。
小时候,我只知道程爷爷温和;多年以后才明白,他的温和从来不是软弱,他的沉静也从来不是退让。学有所成,便回国;国家需要铁路,便投身铁路;学校和学生需要保护,便守住一个教育者的原则。离开程家时,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熟悉的门。儿时,我曾无数次从那里进出,却从不知道门后收藏着如此厚重的历史。
程爷爷留在中国大地不断延伸的铁轨上,留在交通大学厚重的校史里,也留在我的童年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