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7月05日 星期日
书讯 她们,平原上的水
第95版:读书 2020-06-29

她们,平原上的水

孙衍

《她们》阎连科著磨铁·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4月

如果说“他们” 是那片平原上的黄土,那“她们” 就是那片平原上稀缺的水。

撰稿|孙 衍

阎连科在创作了《我与父辈》十年之后,才抬笔写了《她们》。相较于家族中的男性,女性一开始可能未列入他的创作计划中。不是他不想写,而是他不敢写,怕写不好,会亵渎她们。就像他在书中多次提到自己的懦弱:“懦弱是我的人生之痼疾,它终生都如鼻子眼样陪伴着我”。他的懦弱让相亲对象走向另一种生活,他的懦弱让不甘平凡的大姐一生都在抗争,他的懦弱让他无法像书写家族中的那些男性一样,可以恣意汪洋,可以挥洒自如,可以埋在故乡那片土地里大哭一场。他可以骄傲地说《我与父辈》是他最值得一提的作品,对于一个荒诞现实主义作家来说,他最自豪的是写了他的父辈。然而,他终于开始书写女性了,以一种更为虔诚的笔调。

对于她们,家族甚至和自己有过关联的女性们,阎连科的动笔晚了一些。如果说“他们”是那片平原上的黄土,那“她们” 就是那片平原上稀缺的水。她们在某种意义上更伟大,更像创造了这片平原、这片土地、这个家族的图腾。

用相亲对象作为开头是始料未及的,或许是作家怕一开头就触碰内心深处的痛,而选择了那些与自己擦肩而过的人。事实并非如此,她们如飘萍,在自己的人生中倏忽而过,却也留下了些许涟漪,甚至哀伤。有的带点戏谑,有的带点荒诞,有的带有明显的忏悔。既然她们注定与自己会发生一段故事,哪怕短暂得只有一个下午,哪怕后面的命运本与自己无关,作家内心仍充满了忏悔,这种忏悔是基于自己命运的改变,基于自己在长长的人生里获取了更多优越的生活,而她们还在那片土地上重复老一辈的故事。

大姐是个非典型人物,但又是个典型人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既往岁月的样板里,大姐多少会承担一部分母亲的角色,更多的是操劳。而作家的大姐觉悟却非常高,早早就安排了兄妹几个的未来,或者说早早就建议大家不要固守在这片土地上,要为自己谋一个出路。显然,她自己也践行着这个目标,也是梦想。作为乡村民办教师,在一批批民办转公办的情况下,她一次次被忽视,像一季的庄稼忘了被收割。大姐是不甘心的,但又束手无策。作家为了大姐一次次放下矜持和自尊,去托关系,去送礼,最终大姐转公办的那天得到的消息却是所有民办都转公办了。大姐赶上了最后一拨转公的机会。是命运捉弄还是天意?大姐转公后两年就退休了,接下来就是无止境地寻找新的活着的意义。可以说她是个典型的乡村里有些文化,试图抗争能在那片土地上有所建树的女性。

显然着墨最多的是母亲,作家用一整个章节的篇幅来描绘母亲。母亲的描述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写,在所有游子眼里,母亲的身份总是会被神化。在整个家庭里,特别是农村社会,母亲的分量有时候是高于父亲的。所以作家没有用劳动来描述母亲,而是劳作。“所以不称女性的劳动为劳动,而是说劳作,这表明着比劳动更为辛苦的劳动和烦琐”。母亲不仅要忙田里的庄稼,也要忙家中几口人的吃食和家务,还要顾及亲朋邻里的婚丧嫁娶。可以说,母亲这个人物扮演着我们传统文化里最经典最具有代表性的角色。

作家在一系列的女性叙事中书就了对乡村女性,对中原女性,对中国女性群体的概论。她们用自己的命运,还原了生活,告诫了生活,最后理解了生活。这是一种对于女性的景仰,是理解和爱,是忏悔,也是追寻,而绝不是疏远、嫉恨和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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